最低工資調漲 勞資共享經濟成長果實

小凱（化名）夜校剛畢業，第一份工作月薪不到三萬元，下班後，他到火鍋店打工，直到晚上十點半，才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家。「想趁年輕還有體力，多賺一點錢。」他說。

燕子（化名）有三個孩子，先生擔任保全工作，月薪三萬多，老大跟老二都靠自己打工賺取學費，燕子則長期靠打兩份工，支撐家用。兩、三年前，她終於完成人生夢想，買了一間房子，為了沉重的房貸，她白天八點半開始在餐飲店當計時人員，做到下午兩點；下午四點開始，她又趕到另一家二十四小時營業的早餐店打工，也是為了多賺一點錢。

最低工資連九漲，逾二五七萬名勞工受惠

這是台灣邊際勞工的真實縮影，他們沒有和雇主談判薪資的能力，只能以更多的時間和體力，換取較多的報酬。今年政府再度調整最低工資，生性樂觀的燕子難掩興奮地說：「政府又幫我加薪了！」

基層勞工的辛苦，政府都聽到了。因此，在蔡英文總統執政時期，政府連續八年調升基本工資，月薪從二萬零八元，調到二萬七千四百七十元；時薪則是由一二○元，調升到一八三元。

賴清德總統上任後，履行保障勞工權益的承諾，再度調整最低工資。九月間，經勞資政學委員組成的最低工資審議會開會，作出結論，每月最低工資為二萬八千五百九十元，較原二萬七千四百七十元調升四·○八%，每小時最低工資則調整為一九○元，並自一一四年一月一日起實施。這也是自一○五年以來，工資連九年調升，顯示政府照顧基層勞工的決心。

針對明年度調升最低工資，每月最低工資部分，預估約有一八九·五萬名勞工（本勞一五二·七萬人，外勞三十六·八萬人）受惠；每小時最低工資部分，預估約有六十七·六八萬名本國勞工受惠。總計本次調升共約有二五七·一八萬名勞工受惠。

近幾年臺灣經濟受惠於產業結構成功轉型與勞動素質提升，國家整體收入持續增加，經濟成長的果實雨露均霑，透過最低工資的調升，由勞資雙方互利共榮。

邊際勞工薪資議價能力弱，最低工資維持生活所需

調升最低工資，最主要的目的是要照顧邊際勞工家庭基本生活所需。在最低廿％所得家庭之所得中，其近五成收入係消費在維持生活所需，物價的漲幅對低所得者的影響甚大。

全國產業總工會理事長戴國榮即指出，《最低工資法》規定，最低工資之審議，應參採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擬訂調整幅度。主計總處公布今年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二·一七%，換言之，買東西變貴了，如果不調漲最低工資，對邊際勞工等於變相減薪，消費力減弱。所以調整最低工資，是要維持邊際勞工基本購買力。

戴國榮指出，調漲最低工資，除了反映消費者物價指數，其次是經濟成長的果實勞資共享。誠如今年行政院長卓榮泰特別強調，明年軍公教員工待遇調升三％，為讓全民共享經濟成長果實，「政府不會漏掉勞工」。

戴國榮表示，如果按照主計總處最新經濟成長年增率（GDP）預測值為三·九%，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為二·一七%，依過去協商基本工資「CPI年增率全數反映、經濟成長率勞資共享」的原則，最低工資調幅應至少為四·一二%。但最低工資審議會的決議調升四·○八%，差距只有○·○四個百分點，「這個部分我們認為是可以接受的」。

另外，他指出，最低工資審議會的研究小組也研究過，最低工資調漲時，對勞工的就業並沒有影響，不會如雇主團體所稱，企業就裁員或減少用人。

戴國榮強調，國內有七十六·八%的企業，僱用員工在三十人以下，等於國內企業工會只佔七·六%，他認為，在工會組織率偏低的狀況下，更需要靠政府工資的政策，來提升國內的薪資，個別勞工是完全沒有議價的能力。

身兼最低工資審議委員的淡江大學經濟學系教授蔡明芳也指出，政府需要介入或參與最低工資調整的主因在於，領取最低工資的勞工在勞動市場的薪資談判力往往是非常低的，因此，政府為了要保障勞工基本生活所需的支出費用，許多國家才會將消費者物價指數做為調整最低工資的重要參考依據。

他認為，政府需要參與最低工資制定的目的，在於「矯正」勞動市場供需談判力量不對等的扭曲，這並非干預市場機制的運作

全國產業總工會理事長戴國榮指出，調整最低工資，是要維持邊際勞工基本購買力。

物價上漲和最低工資調升沒有一定的連動關係

至於有人認為，調漲最低工資，會導致物價上漲。實則，造成物價上漲的因素很多，有因為經濟成長需求的拉動，也有國際局勢造成成本的推動，原物料上漲、法定勞動成本上漲都是原因之一。更何況，不論是過去八年調漲的基本工資，或是明年即將調漲的最低工資，調幅均相對溫和，對於物價並沒有一定的連動關係。

蔡明芳指出，有人認為最低工資調漲可能導致物價上漲，但「上漲的幅度不會像大家講的那麼聳動」。他舉例，如果一家公司的勞動力，都集中在領取最低工資的勞工，「那這家公司的產品會具有非常大的競爭力嗎？」如果它的產品沒有很大的競爭力，那也代表這家廠商不會有太高的定價能力。如果廠商沒有太高的定價能力，卻又因為最低工資調漲，想要提高定價，肯定會受到消費者抵制。

蔡明芳同時指出，「我一直強調一個觀念，我們不該為了自己想要享受低價，而壓低其他人的薪水。」雇主應該衡量勞工帶來的生產力有多高，給予合理的薪資。

對於有人認為本勞跟外勞的最低工資應該脫鉤，蔡明芳指出，台灣面臨的缺工問題已經非常嚴重，連日本、韓國等和台灣生產及出口模式相似的國家，都面臨缺工的問題；如果台灣把本勞跟外勞的薪資脫鉤，「請問台灣請得到這些外籍移工嗎？或者是，最後只能請到生產力比較低的外籍移工，這對台灣的經濟也沒有太大幫助」。

淡大經濟學系教授蔡明芳指出，政府參與最低工資制定，在於「矯正」勞動市場供需談判力量不對等的扭曲。

政府提供中小微企業扶助措施，安企業的心

事實上，對於調漲最低工資，部分廠商反映成本負擔大的疑慮，政府也提供諸多配套措施，安企業的心。

例如，在疫情期間，政府提供基本工資補貼配套方案，協助內需產業。這次調升最低工資，也考量小、微型企業面對最低工資調漲等外在因素，必須透過數位轉型及人才培訓，強化營運體質，提供針對三十人以下的小微型企業升級補助。

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理事長李育家即表示，最低工資調整，是政府落實照顧勞工基本生活，與企業所努力的方向一致，應予支持及肯定。惟最低工資調整連帶使勞健保、就保、勞退等法定勞動成本增加，期待政府應衡平中小企業的能力，提出補助措施。

李育家肯定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提出多項將於明年推出之中小微企業扶助措施。包括：三十人以下中小微企業數位轉型協助方案，單一業者補助上限十萬元；三十人以下中小微企業優惠貸款，將提供機器設備最長七年及周轉性支出最長六年之貸款，貸款金額兩百五十萬元以內，補貼利率一·五%，補貼期間半年；另外，為鼓勵中小微企業增僱基礎員工、為員工加薪並持續投入創新研發，已於一一三年八月七日修正公布《中小企業發展條例》，並增加研發支出投資抵減、智財權作價入股緩課、增僱及加薪員工租稅優惠等措施。

他也指出，面對物料上漲、少子女化、大企業吸納資源等趨勢，中小企業壓力非常大，期盼政府能正面傾聽企業心聲，以期達到政府、企業、勞工多贏的局面。

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理事長李育家表示，政府應衡平中小企業的能力，提出補助措施。

(勞動部 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