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美國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進入第3天，正式提名俄亥俄州39歲參議員范斯（J. D. Vance），成為川普副手。他一出場發表演說，振奮現場共和黨支持者，高喊「團結獲勝」。
范斯演講一開始就說針對川普暗殺事件表示，不能忘記本來今晚可能不能相聚，不是慶祝的日子，「我們愛這個國家，將會團結獲勝。眾人的分歧實際上讓我們更強大，我站在這裡充滿感謝，接受你們的提名成為美國副總統候選人。」
日前遭槍擊的美國前總統川普，宣布其副手為暢銷書《絕望者之歌》作者、39歲的俄亥俄州聯邦參議員傑德‧范斯（J. D. Vance）。槍擊案過後，各界評估川普勝選機率大增，
范斯極有可能成為下一任美國副總統，范斯何許人也？他如何從美國白人勞工的絕望底層，胼手胝足翻轉階級？
范斯生長在美國俄亥俄州南部的中央鎮，所謂的廣大的「鐵鏽帶」中的一座貧窮小城，見證了美國經濟蕭條對工人階級帶來的沉痛打擊。
二戰過後，范斯的外祖父母為了過著更好的生活，放棄伐木採礦的工作，離開肯塔基州阿帕拉契山脈的老家，來到中央鎮的一家汽車工廠謀職，並生下他的母親。
隨著戰後美國經濟的復甦，祖父母彷彿也一圓美國夢，但因為出生、階級、文化的差異，孤伶伶的小倆口從來沒有適應當地社會，這造成他們家族隨後的不幸，亦即范斯悲慘的成長背景。
范斯的母親未成年即懷孕生子，長期跟毒癮搏鬥，而負責養大他的外祖父母都沒有從高中畢業。事實上，范斯的親戚幾乎沒幾個人讀過大學，范斯所成長的小鎮一年就有幾十個人死於海洛因吸食過量。
范斯雖然有著白人的外貌，但蘇格蘭-愛爾蘭裔hillbilly的身分讓他的家族在以昂格魯-薩克遜人為主的美國社會中顯得格格不入。
他們的價值觀念也距離流行文化中定義的美國南轅北轍：在這個強調個人主義的社會裡，hillbilly極端強調對家庭的忠誠。他們篤信上帝，即使不真得常上教堂，也要謊稱如此。他們摯愛這個國家，但相信手上的槍比法律更能實現正義。
范斯的姥姥曾企圖用汽油燒死酗酒的姥爺。她的兄弟曾因為別人侮辱了他的母親就用電鋸砍下別人的手腳。但受害者沒有告上法院，因為他也是hillbilly，他很清楚羞辱別人的母親該有什麼下場。
《絕望者之歌》就是講這樣的一群人，也就是范斯的家人，在進入都市、融入中產階級社會時遇到了什麼障礙？他們的家庭、信仰出了什麼問題？他們曾經如何熱愛這個國家？又如何感到被歐巴馬夫婦這樣的政治菁英背叛？最終，他們如何失去了對自身最後的一點點信心？
高中後進入海軍陸戰隊，軍事訓練讓范斯有機會過著「正常」的生活，並終於有能力獲得經濟獨立。退伍後進入俄亥俄州立大學，畢業於耶魯法學院，雖然與菁英文化格格不入，但表現優異並擔任《耶魯法學論叢》編輯。
范斯掙脫了山裡小鎮套在他身上的階級鎖鍊，從耶魯大學法學院畢業、進入名聞遐邇的創投基金公司Mithril Capital Management上班，與妻子與兩隻狗住在舊金山。表面來看，他已是成功的人生勝利組。
然而，在《絕望者之歌》這本自傳當中，他透過他命運多舛的前半生述說底層美國與憤怒白人的絕望與無力，分析究竟是什麼因素讓他們無法改變命運、在美國社會安身立命。
另一方面，他也試圖透過自己的案例說明，在這個每年都有好幾位青年因毒品或犯罪而死亡的美國小鎮，成功地翻轉人生、突破階級的枷鎖。他認為，關鍵在於對自己創造改變能力的信任，以及一個和睦的家庭。
以下文章摘自《絕望者之歌》，范斯寫下在耶魯法學院畢業前夕的心路歷程：
范斯演說直播
家人相愛相殺 混亂家庭的惡性循環
無論用任何標準來衡量，你幾乎很難在世界上找到比美國工人階級更不穩定的家庭。
舉例來說，像我媽不停帶男人回來的這種情況，在其它國家不可能如此嚴重。比如在法國，孩童母親伴侶超過3位（或以上）的比例只有0.5%，大概兩百人中只有一人，比例第二高在瑞士，2.6%，大約四十人中有一人。
不過在美國，數據卻是驚人的8.2%，大約十二人中就有一人，這項比例在工人階級中甚至更高。其中最令人沮喪的是人們無法維持穩定關係，比如家庭中的混亂，最後導致無止盡的惡性循環。
社會學家寶拉．佛恩比（Paula Fornby）和安德魯．徹林（Andrew Cherlin）發現，「愈來愈多文獻資料顯示，孩童若經歷過多次家庭結構轉換，發展上的表現會比在穩定雙親家庭內來的差，甚至也比在穩定單親家庭內來的差。」
對許多孩子而言，一開始的直覺當然是逃跑，但這些試圖逃亡的人卻往往選錯出口。
正因如此，我的小阿姨在十六歲就跟一位會家暴的丈夫結婚，而我那位在高中時代表畢業生致詞的母親，仍未成年就有了一個孩子、離婚，後來一張大學文憑也沒拿到。
才出油鍋又入火坑，混亂導致混亂，動盪導致動盪。這就是美國鄉巴佬的家庭生活。
與自己內心的怪物戰鬥 家庭陰影從未真正消失
住在家裡的那十八年，我不自覺地建立了一套情緒開關系統。我想了很多，發現自己不信任他人的道歉，因為以前只要有人向我道歉，通常只是為了在當下安撫我，讓我放下戒心。十多年前，就是那句「我很抱歉」讓我搭上媽的車後差點被殺掉。
我也開始發現自己習慣用文字當武器的原因：既然身邊的人都這麼做，我為了生存也不能輸。意見不同就代表戰爭開打，一旦開打就要以勝利為目標。
我並不是一夜擺脫這些舊有的習慣，而是持續艱困地處理各種衝突，努力突破那些數據上看似無法超越的限制。
這些數據有時令人欣慰，畢竟根據統計，我現在應該正在坐牢，或者有了第四個私生子；但這些數據有時又令人沮喪，因為無止盡的衝突及家庭崩解似乎是無從擺脫的命運。
情緒最低落的時候，我甚至深信，無論如何與過往的心魔對抗都不可能找到出路，這些困境寫在基因裡，如同我所遺傳的藍眼與棕髮。
令人傷心的現實是，如果沒有妻子雅莎，我根本無法成功，因為即便在狀況最佳的時候，我也只是一顆延後爆發的炸彈，雖然可被解除，但必須透過極為精準的技巧。
不只是我得學會控制自己，雅莎也得學會照顧我。要是一個家庭裡有兩個我，那就一定會產生核彈等級的爆炸。
因此，我家族中每個擁有成功婚姻的人，無論是小阿姨、琳西還是表姨蓋兒，結婚對象都不是我們文化社群內的人。
這項體悟粉碎了我對自己人生進行的詮釋。我一直以為自己超越過去後變得更強壯，畢竟我早早離開家鄉，去軍中為國家效命，就讀俄亥俄州立大學時成績頂尖，還進入全國最棒的法學院。我早已沒有心魔、個性缺陷或任何其它毛病了。但現實並非如此。
母親染毒又家暴「曾只希望她的基因缺陷沒有遺傳給我」
在這個世界上，我最渴望的莫過於擁有快樂的伴侶和幸福家庭，但想達成目標，任何人都必須花費大把心思維持。我知道自己本質尖酸刻薄，只是以高傲作為偽裝。
就讀耶魯法學院第二年剛開始幾週，我已經幾個月沒跟媽說話，時間前所未有的長。我意識到，雖然曾對媽產生過許多情緒，包括愛、遺憾、諒解、憤怒、恨及其它種種，但我從未嘗試憐憫她。
我從未試圖了解我媽。即便在最有同情心的時候，我也只願意相信她有些基因上無法改變的缺陷，同時希望沒有遺傳給我。不過在發現自己的行為跟媽愈來愈像之後，我開始嘗試了解她。
吉米舅舅曾告訴我，他多年前撞見姥姥和姥爺在討論我媽的事，她惹上麻煩，他們得去把她保出來，這類事常發生。他們總會為此開出一些理論上的條件，比如設計出一些計畫，希望她據此做出預算規劃，以償還他們保她出來的費用。
就在他們坐在那裡討論的時候，姥爺突然把臉埋進雙手中，做出吉米舅舅從未看過的舉動：他啜泣起來。「是我害了她，」他一邊哭一邊不停說，「我害了她、我害了她，是我害了我的寶貝小女兒。」
姥爺少見的崩潰正好提出許多鄉巴佬心底最深的疑問：無論好壞，我們的生活究竟有多少比例由我們的選擇所決定，又有多少比例受我們的文化、家族或家長對孩子的虧待所影響。
媽的人生究竟有多少比例是她自己的錯？要到什麼地步，我們才有辦法停止責怪，真正確認對方值得憐憫？
「沒有戰勝數據的孩子」誰該為混亂的人生負責？
大家對此各有想法。吉米舅舅就覺得，媽的人生是自己選的，完全不該把錯怪到姥爺身上。「他沒有錯。無論她有什麼毛病，都是自己搞出來的。」小阿姨的看法基本上差不多，但誰有資格怪她？她只比我媽小十九個月，看過姥姥和姥爺最糟的一面，該犯的錯都犯過了，才好不容易擺脫了這種生活。如果她能成功，為何我媽不行？
琳西的態度稍微寬容一點，既然我們因為生活有了一些心魔，媽勢必也有自己的心魔，但人總有一天得學會擺脫藉口，為人生負起應有的責任。
我的看法比較複雜。無論媽在我的生命中扮演的家長角色為何，長期以來的吵架與酗酒問題想必對她產生非常嚴重的負面效應。就連年紀還小時，她和小阿姨面對家中爭吵的反應完全不同。
小阿姨會懇求她的父母冷靜下來，或是蓄意激怒父親，好分擔母親受到的攻擊，但媽不是躲起來、逃跑，就是摀住耳朵崩潰地跌坐在地。相對哥哥和妹妹，她確實比較無法應付這類處境。
某種程度而言，她就是范斯家族中沒有戰勝數據結果的那個孩子。真要說的話，家族中只有一人輸掉這場比賽已經算幸運了。
我當然知道媽不是什麼惡棍，她仍深愛琳西與我。她非常想當個好母親，只是有時候成功，有時候就是失敗了。她想在戀情與職場中找到幸福，但聆聽內心聲音時，卻總是選擇追尋錯誤的指示。
不過媽確實必須為自己混亂的人生負起大半責任，就算悲慘的童年值得同情，也不能以此為由每次規避坐牢的責任，琳西不可以，小阿姨不可以，我不可以，媽當然也不可以。
聽聞媽媽染上海洛因一度懷疑「我們這種人永遠不可能扭轉人生」
這輩子只有媽能激起我如此強烈的情緒，就連姥姥都沒辦法。小時候的我真的好愛她，就連幼稚園同學嘲笑她的雨傘，我都會直接揮拳揍對方的臉。
當目睹她一次次屈服於藥物的誘惑時，我曾暗自希望她不小心服用太多止痛劑，永遠放過我和琳西。每次她因為戀情失敗躺在床上哭，我都氣到想要殺人。
法學院快畢業時，琳西打電話告訴我，媽開始對另一種藥上癮了：海洛因。她決定再試著戒毒一次。媽已經戒毒過幾百次了，之前也一天到晚因為某種藥物神智不清地躺在醫院，所以這次本來我也不用太訝異。
不過海洛因不太一樣，彷彿藥物界的冠軍馬。因此，我在聽說媽最新的藥物選擇後低潮了好幾星期。或許我無法再對她抱持任何希望了。
當時因為媽出現的情緒不是憎恨、愛或憤怒，而是恐懼。我擔心她的安危，也擔心因為自己住在幾百英哩遠的地方，琳西得被迫獨自處理媽的問題。更擔心我是否見鬼的完全沒有逃離過去。
我再過幾個月就要從耶魯法學院畢業，可謂勝券在望，但內心盤旋的全是過去一年揮之不去的疑問：我們這種人是否永遠不可能扭轉人生。
耶魯法學院的異類「我與菁英世界格格不入」
在雅莎和我的畢業典禮上，前來觀禮的總共有十八人，其中包括我的表姨狄尼絲和蓋兒，分別是我的舅公大衛和佩特的女兒。雅莎的家長與叔叔也有前來參加，人都很好，但跟我們這邊的人比起來安靜不少。這是她的家人首次跟我的家人見面，我們都努力表現良好。（不過狄尼絲對我們去博物館參觀的當代「藝術」還是頗有「微詞」。）
媽這次的毒癮再次落幕，跟以前一樣算是姑且戒毒了。她沒辦法來看我畢業，但當下至少沒在用藥，我覺得也還過得去了。
大法官索尼婭．索托馬約爾在我們的畢業典禮上致詞，她給畢業生的建議是「對自己要做什麼感到不安也沒關係。」我想她指的是生涯規劃，但對我來說指涉的意義更廣泛。
我在耶魯學到很多法律相關知識，但也明白我在這個新世界總會有點格格不入，而且身為鄉巴佬，我們有時就是分不清楚相愛與相殺之間的差異。當我畢業時，最讓我不安的其實是這些。
本文獲王家軒授權轉載，原文出處。內文摘自八旗文化《絕望者之歌：一個美國白人家族的悲劇與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