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經濟學家揭「貪婪工作」加劇兩性不平等台灣要救生育率須解女性職涯撞牆之謎

馬揚異

政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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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5期

2024-06-19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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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藉長期對女性勞動市場的研究，高爾丁成為史上首位獨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女性。

她的研究為何重要？又能為生育率全球墊底、長照困境重重的台灣，帶來怎樣的啟發？

史上首位獨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女性，研究的是過去被男性經濟學家忽略的「女性勞動市場」議題！二○二三年十月，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將當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予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系教授高爾丁（Claudia Goldin），說明她憑藉「增進我們對女性勞動市場結果的理解」獲獎，這個結果既刷新了歷史，也寫下了不少驚嘆號。

很難想像，在高爾丁投入該領域的三、四十年前，女性從事什麼工作、得到多少報酬，幾世紀以來的經濟學家幾乎不曾認真看待。高爾丁的研究證實了全世界女性的共同經驗：不同於男性，女性的勞動參與及勞動收入，往往因為步入婚姻與家庭而降低；照護與養育責任，更是影響女性就業的首要因子。

今年，她的最新力作《事業與家庭》在台灣出版。新書爬梳了二十世紀美國有大學學歷女性的勞動參與狀況，闡述一百年間不同世代女性在事業與家庭之間取捨平衡的歷程。為新書作序的台灣大學經濟學系特聘教授林明仁接受《今周刊》專訪，分享高爾丁重要的研究創見，以及能帶給台灣的省思。

高爾丁

高爾丁於2023年成為首位獨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女性，一定程度象徵了「女性視角」在經濟學領域的重要性被認可。（圖／Getty）

當「為人母」成為懲罰

生第一胎夫妻薪資出現落差

為何高爾丁投入的女性勞動市場研究是一個重要的經濟學問題？林明仁淺白地解釋：「當你強迫全世界一半的人口都只能做一種工作，這個工作叫做結婚生小孩，那一定是沒有效率的。光是（女性投入勞動市場）這個改變，就足以推動整個經濟發展到另一個層次。」

女性占據世界一半的勞動力，然而林明仁指出，一九五○年之前，全世界多數女性的人生軌跡，大概就是結婚生子，頂多從事一些貼補家用的工作，沒有屬於自己的「事業」。但一九五○年後的數十年間，女性卻開始大量投入勞動市場，女性的職涯歷程為何大幅轉變？過程中面臨什麼挑戰？這些問題，都能從高爾丁的研究中找到答案。

林明仁舉例，高爾丁過去一項重要的研究，是發現隨著避孕藥在七○年代逐漸普及，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也隨之提升。這說明了影響女性投入勞動市場的關鍵因素之一，正是結婚生子與否；而生育時間的延遲，為女性的就業打開了一扇大門。

在諾貝爾獎宣布高爾丁得獎的官方新聞稿中也特別指出，過去男女之間的收入差異，大多被歸因於教育程度落差、職業選擇不同；然而高爾丁卻證實男女之間存在「同工不同酬」問題，且兩性之間的薪資差異，大多是在女性生下第一胎之後開始浮現。時至今日，這依然是男女勞動參與及勞動收入不平等的關鍵。

儘管高爾丁研究的是女性勞動歷史，但透過歷史這面鏡子，讀者也清楚看見女性面臨的歧視與障礙在今天以怎樣的形式持續存在。在《事業與家庭》中，高爾丁就指出，即使鮮明的聘雇與待遇歧視如今幾乎不復存在，但對於身負家庭照護責任的女性，就業時所面臨的挫折卻不曾消失。

這份挫折，高爾丁在書中命名為「貪婪的工作」（greedy work）。

台灣男女勞動收入、勞動參與變化

「貪婪工作」不利親職照護者

改善高壓職場有利兩性平等

林明仁以高爾丁過去的一份研究，解釋何謂「貪婪的工作」——高爾丁曾經爬梳美國芝加哥大學企業管理碩士（MBA）畢業學生的薪資結構，發現男女平均薪資相差不大，然而在女性生下小孩之後，差距就開始出現了。背後的原因，正是因為母親背負親職照護責任之後，不再能滿足職務對員工時間的貪婪與予取予求。

高爾丁認為，「貪婪的工作」（如律師）往往工時長、缺乏彈性，經常需要待命。而投入在工作的時間愈長，得到晉升、加薪的機會也愈大。但對於負擔家庭照護責任的女性而言，她們需要的是穩定、可預期、靈活的工作型態，相形之下便無法如男性勝任「貪婪的工作」，夫妻之間的薪資差距，也會在這時候逐漸擴大。

「『貪婪的工作』讓人很難兼顧家庭跟事業，在傳統社會裡面，通常（工作上）被犧牲的都是女性。」林明仁也表示，隨著科技與通訊軟體盛行，公司容易聯繫上員工，員工也更經常處於待命狀態。這也助長「貪婪的工作」持續擴大男女之間的薪資鴻溝。

這樣的職場結構是否不可能被鬆動？高爾丁在書中以美國藥劑師為例：在五、六○年代，藥劑師大多獨立工作、如律師一般面臨同業的競爭壓力。然而，隨著許多藥劑師被大公司接管，同業競爭減少、工時固定，貪婪工作的型態逐漸消失。從結果來看，藥劑師的男女薪酬沒有明顯差異，說明貪婪職場確實能被改善。

台大經濟系特聘教授林明仁指出，生育率低、長照責任重，是台灣女性勞動市場的重要議題。

台大經濟系特聘教授林明仁指出，生育率低、長照責任重，是台灣女性勞動市場的重要議題。（攝影／劉咸昌）

事業排序高於家庭

低生育率反映女性自覺

從生第一胎後女性勞參率下降，到「貪婪的工作」造成的男女薪酬差異，高爾丁觀察美國社會所得到的研究發現，在台灣也同樣成立。台灣，甚至面臨的是比美國更大的危機。

長期關注女性勞動的林明仁，正研究生育如何影響台灣男女的勞動參與和勞動收入。爬梳二○一○年到一二年新生兒父母生育前後七年的狀況，他發現第一胎出生的前一年與一年後，父親的勞動收入增加十七％、勞動參與增加二．四％；反觀女性，勞動收入與勞動參與卻分別下降六％與十四％，足見目前的勞動市場，對生育的女性並不友善。

當一個社會的勞動市場不利於步入家庭的女性，可能會帶來什麼後果？血淋淋的答案，就是生育率積弱不振。根據內政部統計，台灣二二年的生育率僅○．八七，在全球各國中排名墊底。儘管低生育率的成因複雜，但女性在事業與家庭之間優先選擇前者，是不可忽視的因素。

另外，林明仁指出，女性的照護責任不僅對子女，隨著社會高齡化，往往還得負擔長輩的長照責任。他曾分析國健署一九八九到二○○七年間的調查數據，發現五十多歲、為照顧長輩而退出職場的女性，之後再就業的機率不高。他更警告，隨著為人子女的長照壓力愈來愈大，未來女性結婚生子的意願也可能進一步下降。

回到高爾丁的研究，林明仁認為，全球女性職涯軌跡過去五十年來的巨變，不只影響經濟發展，更讓整體社會與家庭人際關係重新洗牌。傳統社會對女性照護責任的期待，女性已經不再買單。伴侶之間如何重新協商擬定婚姻與家庭的「契約」，讓「事業與家庭」不再只是女方一個人的拔河，是當代人必須面對的課題。

一九六○年代，美國女性主義者傅瑞丹出版《女性的奧祕》（The Feminine Mystique）一書（繁體中文版書名《女性迷思：女性自覺大躍進》），指出當時擁有大學學歷的家庭主婦，在就業上都面臨著「沒有名字」、無以名狀的挫折感。經過高爾丁與其他社會科學家半世紀以來的努力，這些問題慢慢被指認並改善。

然而在二十一世紀，如何看見並解決一個個「沒有名字的新問題」，或許也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將榮譽授予高爾丁所希望帶給世界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