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一場公聽會上，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所長蘇紫雲分析，歐美國家間諜案的平均刑度將近二十年，台灣平均只判一年半，相差十二倍。實際看法務部統計，去年依《國家安全法》（下稱《國安法》）定罪案件，平均判刑約兩年四個月，而這已是近年最高的平均刑度。
其實，相較各國的國安法規，台灣共諜的法定刑事責任不輕，目前主要治罪共諜的《國安法》規定，「發展組織罪」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對比《美國法典》叛國罪處五年以上徒刑、德國《刑法》叛國的最低刑度僅六個月，法定刑責均低於台灣。
法規明明已修嚴，為何台灣輕判問題仍無法改善？
困境一》構成要件不明確
「意圖」難有客觀證據以論罪
聚焦近年《國安法》案件，不難發現證據不足、犯罪未遂等先天問題，加上法定刑度重、法官量刑謹慎，讓不少涉案共諜躲過制裁。
翻開現行《國安法》，能夠將共諜治罪的兩大罪名，分別是發展組織罪、洩密罪。然而，台北地檢署檢察官林達指出：「司法實務上，發展組織、洩密的標準是什麼，其實並不明確，導致法律定義上的困難。」
目前多數共諜案，都在罪犯發展組織的初期階段偵破，組織尚未成形茁壯。但《國安法》發展組織罪卻是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重罪，若檢方沒有足夠證據證明被告的組織有「明顯而立即危害」，最後案件往往會被輕判，甚至無罪，成為目前第一線偵辦國安案件的最大困境。
二一年，新黨前發言人王炳忠曾涉入周泓旭共諜案，涉嫌收受中共資金，透過新聞網站、學會與社團等管道，吸收軍人發展組織。當時法院就因為卷內證據無法證明被告對國安、社會安定有「明顯而立即危害」，判決王炳忠等五人無罪。
「國安案件本身，有偵辦的局限性。」法務部檢察司司長郭永發也說，法務部正積極研擬《國安法》修法，擬在發展組織之外，納入「參與組織」罪名。
由於目前論發展組織罪，被告須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的意圖，但是「意圖」只能憑主觀認定，難有客觀證據證明，法務部也建議修改條文為「足以生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降低檢方舉證難度。
除了《國安法》待修，蘇紫雲指出，一九年「國安五法」修法時，已將中港澳納入《刑法》外患罪的適用範圍，但截至去年，還沒看過相關判例。台灣經濟民主連合智庫召集人賴中強也認為，因為法官與檢察官思惟還沒調整、不願將共諜治以外患罪，修法至今仍無用武之地。
賴中強進一步指出，危害國安的行為，有時不見得涉及發展組織。去年陸軍上校向德恩收受中共賄賂，簽署投降誓約書，卻未依《國安法》治罪，僅因貪污罪被判刑，也曾引發輕判爭議。
「不發展組織，難道就不能叛國？」他呼籲司法人員不要將目光限縮在發展組織行為，而要從《刑法》外患罪章框架治罪共諜，才能避免抓小放大。
困境二》法官國安意識不足
易主張言論自由而輕判
再看另一個案例。今年二月底，收受中共資金撰寫統戰報告、涉嫌在台發展組織的中華婦女聯合會前理事長何建華，於一審被判無罪，負責偵辦的檢察官林達寫下萬言書提起上訴。他受訪時無奈說，除了法規面不足，目前法官缺乏國安案件的審理經驗，也容易導致共諜案輕判。
「國安法一年案件數不多，很多法官一輩子可能辦不到一兩件。」林達解釋，「一般法官受的訓練，不一定對軍事、諜報行為有足夠認識，觀念上沿用一般傳統的證據法則，主張言論自由，容易做出輕罪、無罪的判決。」
蘇紫雲也提出同樣見解，認為在實務執行上，法官審理國安案件也應進一步專業化，才能針對共諜罪犯給予合理的量刑。他舉例：「一個共諜可能沒有殺人，但法官要考量——這份機密文件洩漏出去，可能導致在戰場上幾千人的傷亡；就算他還沒拿到文件，只要著手間諜行動，就已是既遂犯，不能視為未遂。」
二二年《國安法》修法後，國安案件去年底開始改由高等法院設專庭辦理，未來應能改善法官國安專業不足的問題。林達對此給予肯定，「以現況來說，設國安專庭是很重要的事，程序上的改善可能比實體法修法更重要。」不過新制剛上路，未來法官能否針對共諜案做出令人信服的判決，有待觀察。
蘇紫雲也表示，過去各種殺人、交通司法案件，都會有精神醫師或交通學者等專家證人出庭、提供鑑定報告等，而國家安全同樣具有專業性，譬如何建華案涉及國安與言論自由之間的權衡，需要政治學的專業素養來拿捏。在國安專庭納入跨領域的專業意見，才能針對罪狀做出更合理的判決。
總結來看，五年前「國安五法」雖修嚴，但由於辦案實務上的困難、法官國安意識欠缺，導致近年共諜案輕判的現象不見明顯改善。往後如何透過法規的調整、法官判決的共識，有效嚇阻共諜行為，仍須立法機關、檢方與法院持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