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卵子要他同意才能用」搶救少子化，單身女性、女同志不能生？《人工生殖法》擬修法

台灣接受人工生殖族群以35歲以上女性為主，為什麼是這個年紀，因為她們必須在結婚後才有資格，（高齡婦女）得冒更高的風險……。」2月27日，在《人工生殖法》修法公聽會上，台灣生殖醫學會理事長陳美州道出人工生殖將「婚」、「育」綁定、排除單身女性的現況。

早在1985年，台灣就掌握人工生殖技術，誕下國內首位試管嬰兒；但歷經多年立法討論，直到2007年才正式通過《人工生殖法》，將捐精、捐卵及人工生殖技術等規範入法。且法條開宗明義就訂定，只有「不孕夫妻」能實施人工生殖。

伴隨技術不斷精進，台灣使用人工生殖比率連年上升。據衛福部最新釋出的分析報告，2021年本國籍接受人工生殖達4.9萬個治療週期數，共誕下8100多名寶寶，占當年新生兒數逾5％，與十年前相比人數翻了一倍。

• 治療週期數：個案使用排卵藥物或為了胚胎植入開始進行卵巢檢查即開始計算，即使未持續到療程結束，仍會列入統計。

然而，這部上路16年多的法律，被詬病未能與時俱進，多年來疾呼放寬適用對象的修法聲浪四起，隨著新國會開議，再成討論焦點。

先看修法訴求。人工生殖僅限不孕夫妻使用，被認為不盡合理，主要來自婚育觀念轉換及保障性別平權兩大因素。

▲面對時代變化，各界都期盼《人工生殖法》與時俱進，讓更多人得以養育下一代。（圖／Getty）

「我的卵子要他同意才能用」 

現行法規無法因應現代觀念

據內政部統計，台灣30到34歲的育齡婦女有偶率，在2000年超過7成，但到去年已跌至41.4％，顯示女性晚婚或不婚已成新常態；但單身不代表不想生育，《今周刊》曾在2023年進行婚育意願大調查，結果顯示7.3％未婚女性「不想結婚、只想生小孩」。

女性有權利自主決定是否生育，不被結婚與否綁定，這種婚育脫鉤觀念，已是新時代趨勢，歐美如法國、英國等，非婚生子女比率甚至超過5成；然而，台灣現行《人工生殖法》對生殖者的想像仍停留在已婚夫妻，被外界質疑是一種「單身歧視」。

今年超過30歲、單身的喬伊（化名）就點出，在台灣，女性可自主決定凍卵，但「解凍」條件卻受限，「明明是我的卵子，卻要等到另一半才能使用，這很不合理。」她認為，政府若要搶救少子女化，應拿掉不必要的限制。

然而，不只單身者的權益受限，台灣已經是同性婚姻合法化國家，女同志的人工生殖權利，卻依然被排除在外。

「台灣試管嬰兒技術全世界第二，我們看著外國夫妻拎著行李箱來台進行人工生殖，台灣人卻只能去海外承擔更多風險，就因為他是同志……，這樣的不平等還要多久？」2月底那場公聽會上，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下稱同家會）祕書長黎璿萍也忍不住痛訴。

黎璿萍補充，2019年同婚合法化後，強化了同志伴侶養育子女的想法，近5年來同家會收到7百至1千件諮詢案，光是去年女同志諮詢海外人工生殖就達3百多案，占總案量3成多。

國內法規遲遲無法放寬對象，使得一心求子的單身女性、同志伴侶，必須到海外接受人工生殖療程，面臨更高的醫療成本和法規風險。

據本刊調查國外人工生殖機構，美國、加拿大人工生殖，每次試管嬰兒療程約新台幣80萬至1百萬元。「有些人存了10年，等到35歲接受療程卻失敗。」黎璿萍說，還有高齡諮詢者擔心一輩子沒小孩，想借貸再拚一次，若台灣人工生殖能納入女同志，不僅相對海外的醫療技術更好、對同志環境更友善、價格也更合理（台灣試管嬰兒一次療程約13萬至25萬元）。

無論是婦女、同志團體、婦產科醫師和立委，都高度關注《人工生殖法》修法，新國會開議以來，朝野立委已分別提出五個修法草案，均希望放寬適用人工生殖的對象，且對於開放單身女性和女同志具有高度共識；衛福部部長薛瑞元也透露，國健署草擬中的《人工生殖法》修法草案，確定會納入這兩種對象。

代理孕母爭議大

衛福部草案排除子宮商業化

至於先天、後天因素不孕或具有懷孕高風險的婦女，以及男同志伴侶，想生育須仰賴「代理孕母」，目前法規未開放。這次修法，也有民團和立委大力疾呼，應同步考量代理孕母入法，但因爭議過大，各方歧見難平。

民眾黨立委、和信治癌中心醫院藥劑科主任陳昭姿倡議台灣代理孕母合法化超過20年，她強調，過去衛福部就曾提出代孕修法草案，但因國內部分女性主義者極力反對，甚至將代孕貼上各種標籤，至今無法過關。

她主張應透過《人工生殖法》修法，至少優先開放異性戀夫妻的「利他型代孕」，也就是給先天、後天不孕及懷孕高風險者擁有下一代的機會。

只是，比起放寬人工生殖適用對象，社會已有高度共識，代理孕母確實牽涉較複雜的法律問題和倫理爭議，須有更完善的討論。

2月21日，台灣女人連線理事長黃淑英就率國內婦女、性別、社福團體發出共同聲明，呼籲政府將單身女性、女同志納入人工生殖適用對象；至於代理孕母的修法，則主張應脫鉤處理。

她進一步解釋，推動代理孕母要面對「子宮工具化」及「子宮商業化」兩大問題，前者指女性在代孕制度失去自主性，被迫成為生育工具；後者是讓生育成為商品，藉由金錢合理化女性自主權剝奪。

此外，我國《民法》採取「分娩者恆母原則」，也就是將懷孕者直接認定為子女母親；代理孕母須將親權轉移給受術夫妻，若代孕子女發現先天疾病，要如何避免受術夫妻「拒收」，甚至向代理孕母求償，都須一一規範。若社會決心要開放，政府也要完備法律配套，才能做到最全面保障。

面對各界不同修法見解，衛福部將在3月28日召開第二場公聽會，持續蒐集意見，並已表明無預設修法立場，會提出包含人工生殖及代理孕母制度的「最寬廣版本」給立院，但該草案不會考慮商業型代孕，而是僅限先天、後天不孕或高懷孕風險者的利他型代孕，屆時再交由立院民主程序，決定開放程度。

不過，以務實角度來看，一部推出16年幾乎未更動的法律，牽涉的修法面向極廣，提案立委范雲、黃捷等人都認為，應視議題的複雜性分階段討論，若將放寬人工生殖對象和代理孕母包裹處理，可能延後修法時程，讓已有共識、本該開放的單身者及女同志，無法及早納入適用對象。

當年《人工生殖法》的規範，如今已無法因應現代婚育觀念及多元家庭的樣貌，為保障國人生育權，修法刻不容緩；政府不只要廣納各方意見，凝聚共識，更要周延思考相關配套，破除法律與倫理爭議，才能找出修法最佳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