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裕閔是高雄出生的台灣囝仔，經過兩次移民的磨練，從台灣到阿根廷，再從阿根廷到美國，克服困難躋身入麻省理工學院（MIT）。畢業後，未選擇科技業，一頭栽進華爾街，每天在交易廳的資產價格叢林裡廝殺。
職涯從金融業競爭最激烈的華爾街發跡，縱橫交錯於賣方（投行證券業）與買方（資產管理行業），發展橫跨全球東西南北，為工作與人生創造各種財富。最引以為傲的是發掘、提拔、指導過上百位的投資英才，包括科技業的投資紅人凱西．伍德（Cathie Wood），以及馳騁於紐約、蘇格蘭、日本、新加坡、中國大陸、澳紐的投資家與專業經理人。
大約5、6歲大的某天，父親帶我到高雄港13號碼頭，那是他與工人們搬運貨物的地方。我看到工人們不停重複地將貨物從停靠在碼頭旁邊的貨船，搬進岸上的大倉庫，每個人都嚼著檳榔，在南台灣的烈日下曬出黝黑的皮膚，個個汗流浹背，在烈日下辛苦、疲憊地操勞。
我的祖父在高雄港港務局的碼頭工作多年，從苦力做到班長，帶領3、40個裝卸工。早期的高雄港沒有機械設備，搬運沉重的貨物全靠人力和汗水。
父親在家裡6個小孩中排行老二，國小畢業後，做了一年的木工學徒，就跟著我的祖父到高雄港做散工，也在高雄港工作了23個年頭。
碼頭工作極為艱辛，日復一日做著重複且負重吃力的工作，實在沒有樂趣與成就感可言。我的祖父做了一輩子之後，我父親走上了一樣的路。我常想，若沒有後來的改變，或許我也將如此。
經過多年縮衣節食的打拚，我的父母親總算攢夠積蓄，讓我們一家住進一棟3層樓的房子。雖說是3層樓，但有2層出租，我們一家五口，包含我與2個妹妹，一起擠在大約20坪，兩房一廳的空間。
我的父親是個內斂、誠懇、樸實淳厚、吃苦耐勞的人。母親較外向、好學、腦筋動得快、非常節儉，她是從不向環境低頭的鬥士。家裡的長遠計畫都是母親在負責。
父親糟糕的工作環境，讓母親很擔憂。她這樣描述當時的心情：「你爸爸工作環境很複雜，工人們不是喝酒就是賭博，我不希望你在這樣的環境長大。」
因緣巧合下，當年母親得知高雄有幾個醫生紛紛辦理移民，跑到地球的另一端：阿根廷，定居去了。我媽當時不知道阿根廷在哪裡，對那邊的國情、文化、語言一無所知，也不知道去了之後如何謀生，竟然說服我爸移民阿根廷。
「當時我只是想給你們更好的教育環境。如果繼續待在台灣，我深怕你們以後沒有前途。而且看到好幾個醫生都去阿根廷了，我相信那應該是個不錯的地方。」我的母親事後回想起來，這麼跟我說。
1978年，在我13歲要升國二的暑假，聽到全家要移民到阿根廷，簡直興奮極了。
爸媽幫我們一家人辦了旅遊簽證，我們帶著家當搭上飛機，包含轉機兩次，耗費了20多個小時的飛行時間，前往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
從高雄囝仔變成阿根廷小生意人父母移民阿根廷的決定可謂破釜沉舟，帶著我們出發前往地球的另一端時，他們連在阿根廷的工作都沒有著落。「青瞑毋驚槍」，我爸媽在多年後想起當時不知從哪來的傻勁，下了這樣的註解。
還記得，抵達阿根廷時值7月，我們穿著單薄的夏衣，下了飛機，冷風直往臉上撲來。我們沒有料到阿根廷正值隆冬，被凍到立刻買了毛毯披在身上。
前往租屋處的路上，看著路上行人的陌生長相，說著我完全聽不懂的語言，講話充滿彈舌音，我才真正理解到，距離熟悉的台灣已經很遠，面對的是完全陌生的異域，一切都要從零開始。
原以為可以趕快到暖和的租屋處落腳，沒想到，預先租好的房子竟然變卦，迫使我們一家人暫住在爸媽友人家的客廳好幾天。隨後的半年內，我們搬了5次家。
有一次搬家，我的印象最深。家中每個人抱著沉重的行李箱擠公車，下車後還得吃力地走過又長又凹凸不平的鵝卵石街道。路上行人半好奇半憐憫地看著5張倉皇的東方面孔，好像在看一群外星人逃難。
一路上，我真的想哭。那一刻，我暗自起誓，將來一定要出人頭地，再也不願意過這樣的日子。
到達阿根廷的一年後，父母親拿出積存大半輩子的存款，買了一棟又老又破的房子，準備開一家中國餐館，開始新移民的生活。
13歲的我就讀公立中學，經過幾個月後開始能夠講些西班牙語。有了溝通能力，我開始替不會西班牙文的父母親翻譯。後來好幾年，我都是家中餐館的專職翻譯員，負責所有與政府機關、批發商接洽的工作，每天幫助父母做著大小決定。
阿根廷的學校課業壓力相對台灣來說輕鬆得多，下課後我還兼職當服務員，幫忙端盤子賺小費。兩個妹妹一個擔任收銀員，另一個則是洗菜兼炸春捲的助手。
13歲那年，我直接跳過了青春期，被迫成長為一個小大人。
雙親花光積蓄供我追夢
在我讀中學的三年間，雖然家裡經濟情況逐漸穩定，我們卻也日益看清阿根廷是個深陷困境的國家。這個國家經濟停滯，政局紛亂，所有機構都效率奇低，人民對阿根廷不抱希望。
父母2人是用了所有的資源才來到阿根廷，面對這樣的現實，雖然表面不說，但心中對未來充滿焦慮與沮喪。
1981年，16歲那年，家裡有了一點積蓄，我們終於可以回台灣探親。
中途轉機，入境美國，到了紐約待上幾天。到現在我都還很清楚記得那是聖誕節期間，路上洋溢著濃厚的節日氣息，繽紛的彩燈、聖誕樹、紅通通的大襪子懸掛在店家的櫥窗。我用雙眼看到，什麼叫作：富裕的國度。
但讓我印象更深刻的是，走在第五大道上，來去匆忙的美國人個個神情愉快、身形高大健壯、衣著鮮亮華美。16歲的我，覺得美國簡直是人間天堂。
目睹這一切，我心中泛起向「天堂」靠近的夢想。雖然沒有半點計畫，雖然似乎遙不可及，但是這個夢想深植內心。
回到阿根廷後，我斬釘截鐵地和母親說：我要去美國上大學。
爸媽聽到我想離開阿根廷，非常支持我的決定，他們也認為阿根廷不是個適合久留的地方，更對我說：「只要在我們經濟能力之內，一定完全支持你。」
過沒多久，我的父母親就鼓勵我報名了布宜諾斯艾利斯相當知名的貴族學校：林肯中學。
林肯中學的學費相當昂貴，大約是我們家一年省吃儉用下的所有積蓄。但我的父母親花這筆錢沒有半點遲疑，讓我非常感動。
入學那天，我在日記裡寫到：「爸媽把他們的老本都賭在我身上了，我一定要爭氣。」
小吃店養出3個麻省理工畢業生
高中畢業後，我果真如願隻身前往夢寐以求的美國就讀大學；但與此同時，阿根廷在福克蘭戰爭中潰敗，社會變得極不穩定，經濟也糟到不能再糟，父母親在阿根廷餐館的生意遭遇瓶頸，常常門可羅雀，沒顧客上門。
有一天，母親打越洋電話到美國對我說：「家裡生意做不下去了，我們得把餐館收掉。」
我和母親說：「來吧！一起到美國生活。」
過沒多久，父母親變賣了房子，帶著所有資產和我兩個妹妹，來到人生地不熟的美國東岸謀生，再次踏上生計無著、前途未卜的旅程。
我向學校租了一間一房一廳的小公寓，全家和我會合後搬來同住，兩個妹妹在當地中學就讀。在家裡經濟最困難的時刻，由於我的懇切求助，學校破例給我這個外籍學生一筆救急貸款，方能度過難關。
13歲那年，父母親白手開了中國餐館，撫養我們3個小孩。如今我已不再是那個需要父母親照顧的小孩，我運用我的英文能力，替父母親在波士頓尋覓地點，幫助他們開了一間中餐快餐店。
父母親忙內場，我與兩個妹妹閒暇時就會幫忙招呼外場，再次擔起翻譯、服務生的角色。
一邊幫忙家裡的餐館事業，一邊與最優秀的人才在學業上切磋。那段時間，我過著充滿希望的日子。爸媽的快餐店雖小但是收入足夠生活，兩個妹妹也很快適應了新環境，下課後都在餐館，一邊寫功課一邊幫忙。
1986年，我從麻省理工學院畢業之後，找到一家紐約上州的地方銀行工作。妹妹也都跟隨著我的腳步，申請進入麻省理工學院就讀。
誰能想得到，從1984年到1992年，位於波士頓市區一家不起眼的小快餐店，竟然栽培了3個麻省理工學院的畢業生。
環境影響人生，變與不變都是風險我的人生經歷，非常鮮明地說明了「環境」對於一個人發展的重要性。
為什麼要追求更好的環境？因為不同的環境中，機會密度是完全不一樣的。有高機會密度的環境，才能得到更多的打擊機會。投資自己，讓自己處於最佳的環境，與最優秀的人才共事，給予自己最好的訓練準備，這些投資無不增加擊球的次數，優化了擊出全壘打的必備條件。
或許有些人會擔心，變換環境、追尋更好的環境，背後有著難以忽視的失敗風險。這樣的擔憂，當然不無道理。
但是如果因為害怕風險，而不選擇改變環境，那何嘗不是一種風險？在我看來，風險可能還更高。
假設我的爸媽當年沒有拉著我們3個小孩移民到阿根廷，我就沒有機會進入美國學校，更不可能就讀麻省理工學院。
倘若沒有第2次移民到美國，我們繼續待在阿根廷，只會跟著這個衰敗的國家不斷沉淪，人生不斷走下坡。
所以說，人生若看作是一場投資，其總成果f(L)，將是我們的生命(Life, L)
長度與資質，乘上我們選擇的環境(Environment, E)。化作數學算式表達，就是：f(L) ＝L×E
這個算式表達的意思是：即使生命長度與資質相同的兩人，在截然不同的環境中生活，過完一輩子，兩個人的成就將是完全不同的。
我知道人生中任何一個選擇都會帶來風險，但在面對可能的改變時，不妨問問自己：「10年或20年之後回頭看，如果沒有選擇改變，我會後悔嗎？」你的心裡會有答案。
作者簡介
王裕閔
頂尖專業投資家，從華爾街投資銀行到世界資產管理，畢身以研究投資為職志。曾於美聯銀行、宏利資產管理、日興資產管理等公司，擔任亞洲投行總經理、投資長、副總裁，並於方舟投資、融通基金擔任董事。
謝宇程、洪孟樊 撰文
謝宇程，高端商務撰述服務開拓者，芝加哥大學社會科學碩士，創立及經營【真識】團隊
洪孟樊，【真識】撰述職人。深耕紙本雜誌與書籍、線上媒體經營多年。專長為提供品牌精神、人生故事、企業內部溝通、書籍撰寫等撰述服務。
本文摘自商周出版《世界愈亂，你愈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