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司法通譯‧羅漪文讓涉案移工覺得「不再沒人聽懂我說的話」，也讓移工卸下憂懼、脆弱、惶惑與孤絶。
所謂「非法外勞」，常常讓人誤以為勞工們做了什麼殺人、放火、搶銀行之類的不法勾當。其實他們大多數只是想要換合適的工作，多加班，多存點錢寄回老家而已。
2020年9月15日凌晨，有越南偷渡客搭台籍漁船準備在墾丁上岸。海巡署出動攔截，逮捕28人，今日凌晨海巡署再度帶回5人，總計查獲33人。擔心有防疫破口，海巡人員穿上全套防護衣，將人送醫採檢，而前天傳出有一名偷渡客疑似發燒，另一名偷渡客則出現腹痛症狀，幸好經過快篩確定皆為陰性。
──民視新聞
深秋，一位北越中年女人在打掃大樓的過程中昏倒了。同事送去急診，才被診斷出糖尿病併發多重器官衰竭。住院10幾天的費用，共27萬台幣。臺大醫院通報移民署臺北專勤隊來接人。
在清冷的偵訊室裡，她矮小消瘦，稀疏的頭髮黏在冒汗的額頭上，虛弱無力地述說起自己的故事：她上有公婆，下有孩子，老公又生病，家庭重擔全壓在她身上，只靠種田，實在沒辦法糊口，而家鄉又沒有什麼工作讓她增加收入，於是一咬牙借來2500美元，獨自摸黑上船，抵達台灣以後，才打電話通知家裡人。她在台灣停留3年7個月，因為體弱多病，只能找到薪資微薄的短工，如打掃、洗菜、洗碗等，但縮衣節食東湊西湊，還是陸陸續續匯了12萬台幣回家。
第一次碰到這麼病懨懨的當事人。
趁著翻譯的空檔，我拿出手機計算著：「12萬加上出院後，身上還有3萬8千台幣，折合5600美元，減去偷渡費，淨賺3,100美元。如果她待在越南，找到工廠的工作，越南的藍領平均月薪是6,500台幣，工作43個月，則大約獲得9,900美元，扣掉開支，應該比偷渡好吧？
「可是，傳統倫理會束縛已婚的她，留在家照料老弱與生病的家人，不能離開到外省工業區去工作。就算去了，以她的健康條件，也沒有辦法與年輕的勞工競爭，在應徵關卡就被拒絕了吧？所以，只能偷渡了。
「她的骨子裡藏著某種倔強的因子。如果命運給予更多的機會，如果沒有因為病倒進了醫院，應該可以存更多的錢吧？可這麼節吃省用，營養不良，早晚也會病倒吧？」
我的腦袋打圈圈地胡思亂想著。年輕的專勤隊員卻已將說話的口氣轉為更加溫和，打算幫忙詢問越南辦事處有沒有人道機票，讓她早早返回老家。
臺大醫院很貼心地列印出整疊英文病例，請專勤隊轉交，讓她帶回去，給越南醫師看，免得中斷治療。臺大醫院還按照規矩，給出一張印有匯款帳號的單子。女人緊張地小聲問我：「這筆費用太高了，怎麼還得起？」
我頓時啞口無言，呆想了半天，吶吶表示：「姊姊先回越南寬心養病吧，其他再說。」
為了保障本國人的就業權利，政府開放外國人來台工作時，通常有比較嚴格的限定，例如只能做什麼工作類別、替何種雇主工作等。不確定是什麼原因，越南的藍領勞工平均須支付約5千美元，委託越南仲介，幫忙尋找職缺。確定有工作以後，才獲得台灣政府的入境許可。但當他們出了國，實際上工以後才發現種種問題，例如跟老闆處不來、實領工資太低、被削減工作時數等。
照理說，那些都是每個普通的受薪族會遇到的情況，換工作就可以解決。然而，數年前的法令規定外籍人士不得隨意換雇主。若辭職了，就必須立刻離境。既然花費了巨額金錢出國，又豈能空手返鄉？於是他們四散在台灣各個角落，另找打工機會，而從事與入境簽證事由不符的工作，即為非法。
儘管後來禁止換工作的規定略為放寬，但在疫情期間，許多工廠的訂單減少，只能勉強維持運轉，甚至還要求員工輪流休假，遑論增聘新人手。很多外籍勞工過了等待轉換雇主的3個月期限，還是找不到新工作。既然打定主意不離境，那就不告而別，湮沒在台灣的茫茫人海裡。 另一方面，外籍勞工的居留證效期是跟隨第一份工作的聘雇時間核發。如果不做當初的工作了，也找不到別的工廠聘雇，自然就不能逗留台灣。若硬要留下來，即為逾期居留，自然也是非法。因此，所謂「非法外勞」常常讓人誤以為勞工們做了什麼殺人、放火、搶銀行之類的不法勾當，其實他們大多數只是想要換合適的工作，多加班，多存點錢寄回老家而已。
被查獲非法打工的勞工遭到驅逐出境，數年內被限制再入境。外勞之間盛傳，只要被抓過一次，就永遠沒有辦法重返台灣了。如果還想來，除非跟台灣人結婚或假結婚，再以依親方式入境，否則只能偷渡。偷渡有兩種，一種是持假護照，搭飛機入關，這種方式隨著台灣建置了入出境數位資料系統以後，就比較難成行。另一種是搭船走海路摸黑上岸，但成功的機率是多少，實在無人知曉。
作者簡介_羅漪文
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曾獲得臺北文學獎散文首獎，《我當司法通譯的日子》榮獲第24屆臺北文學獎年金類首獎。出生於越南西貢，十三歲移居台北。目前在大學教授現代中文基礎寫作，並從事中越文筆譯、司法通譯等。
本文摘自寶瓶文化出版《我當司法通譯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