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位科技與社群平台改變了政治與民主的運作方式，卻也為民主社會帶來危機。謙眾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暨台灣人權促進會執行委員周宇修認為，對於數位科技帶來的種種問題，平台管制仍有必要，但最終目標應是思考如何建立一個能讓大家好好交換意見的公共平台，讓民眾能縱向接收資訊，也能橫向與他人討論。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週二（11/21）舉辦「數位時代的民主：威脅與方案」主題講座，邀請與會專家探討台灣民主在數位時代所面臨的挑戰，以及對解決方案的思考。
周宇修首先指出，數位科技帶來的第一個問題是加深「數位落差」的現象。他觀察到，前年疫情三級警戒期間，許多偏鄉學校無法順利地用視訊上課，這些偏鄉家庭可能沒有電腦、平板，或有電腦但不會上網，使得老師在課堂上要花很多時間解決技術問題。
顯然，台灣社會看似進入了數位民主，但不是每個人都有相同的科技能力，或有相同的科技資源。
平台同溫層現象強化社會對立 不利於社會溝通
數位科技對民主制度造成的第二個威脅，在於「極化」現象。因為平台演算法為了抓住用戶，不斷推播用戶喜歡的內容，使相同立場的人聚在一起，形成一個個同溫層泡泡，各個同溫層的立場也愈趨極端。
周宇修說，極化的社會對民主制度非常不好，因為民主社會要透過溝通，建立社會的共同體，民眾本應積極交換意見。但現實上，很多時候人們只想一味地攻擊立場不同者，而同溫層泡泡強化了這個現象，使立場不同的人更加對立。
再者，儘管社群平台提供看似開放的公共討論環境，台灣也有非常多媒體機構，但在演算法與商業利益驅使下，媒體常常為了點閱率互抄類似的內容，未能反映社會中的多元的言論，甚至讓邊緣的人更邊緣。
握有資源者更可操作輿論影響政策 形成強者恆強、弱者恆弱的趨勢
另一問題是，雖然民主社會是「一人一票、每票等值」，但實際上是握有資源的人更可以透過輿論操作影響政策方向。例如2019年長榮空服員罷工期間，網路輿論一面倒地批評勞方貪婪，顯示資方在數位資源的掌握和運用上，和勞方有巨大落差。
周宇修說，2011年美國好萊塢電影《魔球》描述資源少的奧克蘭運動家隊運用數據分析打出20連勝。但現在的情況是，有錢的球隊也可運用「魔球理論」，而且運用地更好。
因此他悲觀地認為，在整個數位科技發展下，仍呈現強者恆強、弱者恆弱的趨勢。
網路傳播模式求快、求點擊率 是造成假訊息氾濫的原因之一
對於這些數位威脅興起的背景，臺北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劉嘉薇從傳播科技、政治的角度分析，網路去中心化、多對多傳播的模式，使用戶傾向求快、求點擊率，相較之下查證工作費力且無價值，造成許多未經查證的內容廣泛流傳。而疫情帶來的隔離措施，使民眾使用網路時間增長，更加劇此現象。
皮爾森數據營運長羅棋駿也指出，在當前的傳播環境中，似乎立場激進或擅長創造激進意見的人，反而是比較能勝出的玩家。從近年多國大選都選出民粹領袖，到日前號稱「阿根廷川普」的極右派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米雷伊（Javier Milei）從總統大選中勝出，都可以看見此現象。
面對數位威脅 首要之務應解決「數位落差」問題
盤點數位威脅的各層面後，又該如何解套？周宇修認為，首先要處理的還是數位落差的問題，他強調：「偏鄉學校沒有設備、沒有網路以至於不能遠距教學的情況，比我們想像中嚴重，如果這個問題不能克服，要去談數位民主、不在籍投票、遠距投票，或是網路上的公共政策發表會，都會有實質困難。」
周宇修進一步指出，要解決資訊不對稱的問題，除了要做到資訊公開，更應該思考如何給予閱聽人有意義的資訊。以近日藍白陣營的民調討論為例，有意義的資訊不該只是丟給民眾一堆統計數據，而是可以提供視覺化的圖表，讓閱聽人更容易理解議題核心，進而帶來更多有意義的討論。
接著，立法建立數位平台的問責機制仍有必要。周宇修說：「大家想像一下，如果平台沒有人可以管，有一天你的Google或Apple說違反使用守則，把資料全部刪掉，我要找誰恢復我的權利？」
周宇修強調，能不能有個公共平台讓大家可以好好交換意見，這是當代社會很重要的課題。「在網路發達的世代，現代人除了『縱向』接受資訊，也要留意是否有能力『橫向』與人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