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對中好感度持續20年以上緩慢下降，似乎已經降到不能再低的地步。
根據內閣府的「外交輿論調查」，1980年代只有2~3成的人表示「對中國沒有親近感」，但到了2019年，覺得對中國有親近感的人只剩下2成。
換句話說，在親近或不親近中國的問題上，輿論已經反轉。
日本人正在改變對中好感度
不用說，日本是個民主國家。雖然並非直選，但日本的領導者是透過國會議員選舉選出來的。輸掉選舉的政黨和不受歡迎的政治家，基本上無法成為執政黨或總理大臣。
這8成回答「沒有親近感」的人，在選舉時想必會對於把票投給被視為親中派的候選人感到猶豫。當然政治家也注意到這點。
儘管「反中」經常被批評為民粹主義，但正確來說，多數政治家都注意到被視為「親中」的缺點是更貼近現實的。
而這樣的現實，才是中國應該擔心的吧？外務省針對「台灣有事」發言的談話，就相當於好心地提醒中國這點。
中國也有人理解這段談話的意義，然而在公開場域不可能把這點放到檯面上討論，也沒有人能夠直接地告訴習近平。因此由「反中輿論」支撐的日本政壇，想必在短期內不會改變迴避親中的局勢。
2021年自民黨黨主席選舉時，「親中疑慮」成為高人氣的河野太郎議員的絆腳石，大家對此應該記憶猶新。此外，在第二次岸田內閣中被任命為外相的林芳正，也辭去日中友好議員聯盟的主席職務。
日本人心中亞洲好感度 台灣壓倒性奪第一
相較於對中輿論的惡化，對台輿論又有何轉變呢？這也是個問題。
關於日本人對台灣的情感，並沒有長時間的追蹤調查。畢竟日本政府在外交上不承認台灣，因此台灣也不包含在內閣府的調查項目內。
唯一針對台灣製作客觀資料的，是台灣的對日窗口機構─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所進行的「對台灣意識調查」。
該調查自2016年以來一直斷斷續續地實施，其中有一個問題是「覺得最親近的亞洲國家、地區」。
在2016年的調查中，回答「台灣」的比例高達59.1％，相較之下回答「中國」的比例只有3.2％，「韓國」為11.4％。
而在2018年選擇「台灣」的比例為64.7％，「中國」為4.5％，「韓國」則為17.5％。
至於2021年的調查，回答「台灣」的比例為46.6％，「中國」為3.0％，「韓國」為15.8％，「新加坡」則為12.5％。
在2021年的調查中，「台灣」的比例之所以會降低，可能是因為「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也列入調查項目，使得部分的人流到那裡去。
無論如何，台灣在這5年當中，都以壓倒性之姿占據日本人心中亞洲好感度第一的寶座。
由於沒有過去的調查資料，所以無法確定對台好感度上升，是否完全與對中好感度下降並行。然而，基本上對台灣的好感度與對中國的好感度被視為一體兩面，換句話說，日本輿論界的中國熱退燒與台灣熱興盛，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相關性。
逼日本和全世界「喜歡台灣、討厭中國」 正是習近平
「喜歡中國，也喜歡台灣」的選項理應成立，然而就實際感受而言，「討厭中國，但喜歡台灣」的人卻占了壓倒性多數。
這樣的二選一，原本並不是令人樂見的局勢。「我也喜歡中國，也喜歡台灣」這樣的選項被廣泛接受，才是最理想的狀況。
但歸根結柢，率先對日本社會（還有全世界）設定只能在中國與台灣之間二選一這個議題的，正是中國。
我在《朝日新聞》擔任記者時，曾被選為帶職留學的對象，當時決定去台灣大學，也通過考試，卻在即將出發之際遭到上司以「違反日中友好精神」為由反對，只好將到台灣留學的計畫變更為到中國留學。
對於主張「一個中國」原則的中國來說，在他們眼中親近台灣是「違反日中友好精神」的，是將導致國家分裂，並犯下動搖日中關係基礎的大罪。
政府決定的事項，即使置身於政府以外的人也必須全面支持，這是中國共產黨一切都以政治為優先的思維。遺憾的是，日中邦交正常化後的日本，也確實有一段必須迎合這種思維的時期。
中台逆轉的日本輿論結構
關於日本人對中國和台灣的立場，請參考下圖，我認為日本人對中國與台灣看法轉變的分水嶺，就在李登輝訪日問題引起軒然大波，結果中方要求並未獲得同意的2000年。
內閣府的對中輿論調查也在2000年前後顯示，對中國的好感度由正面轉為負面。
這張圖假設2000年以前的日本社會有三個意見主體，支持台灣的主要是自民黨的黨內右派（如清和會），以及以《產經新聞》等為代表的親台派保守族群；至於支持中國的則是自民黨的黨內左派（經世會、宏池會等），以及以《朝日新聞》等為代表的親中派自由主義者，除此之外還有輿論（一般人）。
2000年以前，自民黨的黨內右派大致來說屬於少數派，由黨內左派掌握主導權。至於輿論界，以左派媒體為中心的日中友好論根深柢固，對於台灣因缺乏資訊而漠不關心的族群很多，台灣幾乎不被放在眼裡，除了觀光之外幾乎是一片空白，親台輿論相當薄弱。
然而2000年之後，日本政界的權力平衡發生變化，經世會和宏池會式微，左派媒體也因發行量下滑導致影響力顯著下降，過去支持日中友好路線的勢力逐漸失去主導權。與此同時，台灣走向民主、自由、多元社會等自由主義方向，使日本的自由派也提高對台灣的好感度。
至於輿論方面，在「安近短」（安全、近距離、短時間）的海外旅行熱潮之下，台灣的文化與美食等層面受到關注，加上也有不少人透過到台灣旅行對台灣人的友好態度抱持好感，至於中國則有外交關係惡化與反日情緒高漲等因素，因此相較於前往中國旅行，前往台灣旅行獲得壓倒性的支持度。
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高中生校外教學地點的變化，直到新冠疫情爆發之前，台灣一直都是遙遙領先的首選之地，選擇到中國的學校可說幾乎沒有。
而起到重大作用的，是2011年的311大地震。當時的日本因震災、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等而陷入混亂，台灣儘管捐助了200億日圓的突出金額，卻沒有獲得廣泛關注。
然而在震災一年後的2012年，當時的民主黨政權，因沒有邀請台灣代表出席追悼儀式而受到輿論界強烈批評，台灣的捐款反倒因此被聚焦而廣為人知。
對台灣的情感與日中邦交正常化以來的政治規則產生矛盾，這是日本社會被迫在中國與台灣之間做出選擇的例子之一。
如果發生在過去，或是還是會拒絕台灣代表參加，但2013年的追悼儀式卻邀請台灣代表出席，至於對此抱持不滿的中國代表則缺席。自此之後，台灣代表參加追悼儀式，中國代表卻缺席的狀況就成為常態。
這或許是日本的「中台輪替」浮上檯面的案例。簡單來說，日本輿論界在過去雖然親中，現在卻變成親台。
至於台灣，也有不太喜歡使用「親日」這個形容的傾向。舉例來說，我也覺得將從過去至今的台灣一口咬定為親日，似乎不太恰當，但如果是基於客觀數據討論現在的輿論就沒有問題。
就統計數字來看，現在無論是日本看待台灣，還是台灣看待日本，用「親」這個字來形容，都很恰當。
作者簡介_野島剛
資深媒體人、作家，日本大東文化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1968年出生，就讀日本上智大學新聞系期間，曾赴香港中文大學交流學習。1992年畢業後任職於朝日新聞社，擔任駐新加坡、台北特派員。曾赴伊拉克、阿富汗等戰地前線採訪，後擔任東京本社政治部記者。擅長採訪報導兩岸三地華人圈的政治、外交、文化等多面向議題。
2016年離開朝日新聞社成為自由媒體人，2019年就任大東文化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著有《兩個故宮的離合》《謎樣的清明上河圖》《最後的帝國軍人》《台灣十年大變局》，以及《銀幕上的新台灣》《故宮90話》《日本人默默在想的事》《原來，這才是日本》《漂流日本》《野島剛漫遊世界食考學》等多部作品。
2018年榮獲台灣第17屆卓越新聞獎，創下史上首次外國人獲獎的紀錄。
本文摘自今周刊出版《中國的執念：日本資深媒體人野島剛解讀習近平強權體制下的台灣及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