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寶集團總裁朱國榮涉及內線交易，卻神通廣大在最高院宣判前夕棄保潛逃，甘願放棄5億元保金、搭船出境，引發外界關注，也質疑目前的重犯防逃機制到底出了甚麼問題？
高院裁定朱國榮需每天在晚間19時前到居住地信義區三張犁派出所報到，朱最後一次報到是在9月7日15時，就此人間蒸發，但三張犁派出所卻在12日23時才通報分局，延遲5天之久，信義分局強調將追究該所長、值日巡佐核予申誡二次或一次不等處分究責。
事實上，警方對《刑事訴訟法》101-2條的限制住居防逃規定頗多怨言，因2019年7月3日立院三讀通過該法修正後，特別在116條之2第1項規定改成「定期向法院、檢察官或『指定之機關報到』」，雖然新修法條已不限定到警察機關報到，但實務上，司法機關包含審辦法院、檢察署，仍幾乎把所有被告的限制住居處分諭知到警察機關報到，等同變相把權責傳嫁給警方，導致警方不僅工作量大增，還得背負人犯逃逸責任。
但根據警政署統計，光是從2008年到2018年期間，全台地檢署、法院要求被告到所轄派出所報到案件數就有8861案，基層警察工作量大幅增加，另據司法院統計資料顯示，台灣近10年有7069名被告在審理期間逃亡，可見光憑人工監督簽到方式，並無法有效防止被告逃亡，國內防逃機制根本「防君子不防小人」，加上司法實務上犯嫌潛逃只有沒收保金懲罰，強制處分的防逃嚇阻力嚴重不足。
日前喧騰一時的慶富弊案，涉案少東陳偉志遭限制住居後，無端失蹤超過17日，不但警員未回報，法院也沒跟警方複查；2018年偽造降血脂藥「冠脂妥」主嫌潘駿達被限制住居後，到派出所報到居然被問「你來幹甚麼？」，後來潘嫌連續去警局發現派出所沒有他的限制住居列管公文，隨即潛逃下落不明，經調查才發現該分局偵查隊居然未將限制住居公文通報派出所列管。
事實上，根據《刑事訴訟法》166-2條4項規範，司法機關裁定限制住居時，被告可「接受適當科技設備監控」，但高院日前針對朱國榮潛逃案卻畫地自限，稱僅有部分犯罪類別可使用電子腳鐐監控，犯嫌跑了就懲處疏失人員，10年造就7096名犯嫌潛逃，簡陋制度的漏洞究竟何時要補？
※本文授權自ETtoday，原文見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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