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錯身而過」到「彼此共鳴」
我從二○一四年左右，就開始思考是否應該透過台灣及香港，去理解現在的中國。該年，台灣的「太陽花學運」與香港的「雨傘運動」相繼發生，民眾試圖阻止中國影響力滲透的行動浮上檯面。
而後台灣及香港的距離加速縮短。兩者彼此刺激、互相支援，台灣的狀況牽動香港，而香港的狀況也影響台灣。
我試著以「共鳴」的概念，說明這樣的現象。「共鳴」，指的是音叉的兩端彼此發出聲音，反覆共振，最後發出的聲音漸趨一致。而台灣與香港的情況就像這樣。
台灣與香港雖然擁有許多共通點，但在二○一四年以前，卻長期彼此疏離，也很難將兩者相提並論。
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權移交給中國，台灣因害怕中國的統一攻勢波及自身，故與整體而言歡欣鼓舞迎向回歸的香港漸行漸遠。
二○○○年台灣經歷民主化，完成首度政黨輪替，香港相對來說對中國並未抱持負面情緒，因此對台灣的政治變化持否定看法。
二○一○年前後，香港因中國觀光客蜂擁而至等問題，對中國的警戒感逐漸升高，台灣卻在親中派的馬英九政權下，朝著與中國改善關係邁進。
台灣與香港就像這樣，長久以來圍繞著與中國之間的距離，持續「錯身而過」的關係。
然而自從二○一四年，太陽花學運與雨傘運動同年發生以來，香港的民主勢力與台灣的獨立勢力，對彼此的共鳴與關注急遽升高。這彷彿就像發現中國共產黨這個「共同敵人」，於是產生夥伴意識並分享著受害者意識。
這樣的共鳴，在二○一九年達到高峰。
香港在該年四月公布《逃犯條例》修訂案（送中條例），使得反抗運動一口氣沸騰。幾乎每周都展開百萬人規模的遊行，與企圖鎮壓遊行的中國政府、香港政府兩當局之間的對立逐漸升溫。香港的遊行逐漸在台灣引起共鳴。而「受惠」的，則是民進黨的蔡英文總統。香港的遊行使台灣對中國的警戒感升高，反觀蔡英文總統的支持率急遽上升，一掃原本的低迷。
香港民主派在該年十一月的區議員選舉中大獲全勝，共拿下八成的席次，美國亦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蔡英文總統的氣勢更加銳不可當。 台灣的選舉，在過去每八年就會經歷一次政黨輪替。而現任總統即使在爭取連任的選舉中獲勝，支持率通常也會低於政黨輪替後的第一屆。
然而，民進黨的蔡英文總統在二○二○年一月，以史上最高的得票數勝選，同黨也在合併舉行的立法委員選舉中確保過半數的席次。台灣的選舉結果，對於以阻擋連任為目標，持續施加壓力的中國帶來強烈衝擊。
關於勝選的原因，許多媒體都指出香港的遊行起到推波助瀾之力。換句話說，香港的情勢左右了台灣的選舉。台灣與香港的共鳴，在這個時間點可說是達到巔峰。
至於新冠疫情的蔓延，台灣則早世界一步掌握到中國武漢的疫情，透過縮減中國航班等迅速阻斷人員往來。台灣在與中國保持距離下尋求獨立的路線，無意間因新冠疫情而受到肯定，更進一步加速民意的「脫中」。下一次的總統大選預定在二○二四年舉行，就現階段的預測來看，民進黨有可能將繼續維持政權。
另一方面，香港在二○二○年之後所面對的局勢，則與台灣完全相反。該年的六月三十日，國安法在沒有對香港市民進行任何說明或聽取其意見的情況下，就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通過，並且即日實施。持續對中國持批判論調的香港日刊報紙《蘋果日報》，因基於國安法的舉發而被迫停刊，創辦人黎智英被捕入獄。民運人士周庭、黃之鋒因違反國安法或參加違法遊行等嫌疑而接連遭到逮補，選舉制度也遭到修改，將民主派合法排除。
民主派的身影從香港政壇消失，香港的「一國兩制」成為風中殘燭，「高度自治」已經有名無實。
二○二○年以後的這兩年來，中國對香港的干預一下子增強，相反地，台灣的「脫中」趨勢則一口氣加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