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來只有成功人士會寫回憶錄，失敗者的回憶錄誰要看？
我在「世道人生」專欄的告別篇最後表示「將會向愛護我的讀友，細說我一路走來的失敗的人生」，有不少讀友留言說不接受「失敗的人生」的說法，他們認為我的人生是成功而不是失敗的。
就個人、家庭和事業這3方面來說，我的人生成績單當然絕非失敗。有點成績的原因主要決定於我生活的時代和環境，就像美國股神巴菲特說他的致富是因為他中了卵巢獎券一樣，我因為成長和志業開展期是在殖民地的香港，而且處於海峽兩岸和香港經歷大轉折的時代，「國家不幸詩家幸」，劇變刺激寫作者的思緒，而港英時代的法治及在97後一段時期的延伸，為自由的編輯和寫作生涯提供了保護傘，這是我人生之所以稍有成績的幸運因素。現在香港的年輕作家，才學在我之上，也沒有這樣的好運氣，要以寫作來維持生計都困難，真為他們惋惜。
但回顧我一生的追求，卻是不斷的感受理想破滅、價值敗壞的悲哀。
多年前，香港電台舉行「香港書獎」的頒獎禮，邀我參加，主持人問我，在香港電台主持《一分鐘閱讀》節目多年，是否覺得香港的讀書風氣有了改善，我回答說，我一生所主張所推動的事情，社會總是向相反趨向發展的，無論是閱讀，獨立思考，或民主自由，都如是。
這就是我所指的失敗的人生。
理想破滅在幾十年前就發生，當一個希望升起又接著破滅之後，我就對馬克吐溫的話深信不疑。他說，悲觀者與樂觀者的區別，是悲觀者掌握的資訊較多。對人類社會了解越多，對人性知道得越多，就越是不能樂觀。但悲觀不等於要消極。以寫作為終身志業的人，必須忠實於自己心中所想、所信奉的價值觀，我手寫我心，才對得起自己從事的工作。當然，所信奉的思想價值觀會經不起現實考驗而改變，那就仍然要忠實於這種改變，繼續我手寫我心。悲觀而積極，明知推動的價值難以實現仍然要推動，既是職責所在，也是為了實現自己，為了無愧於自己的一生。
在事實敵不過謊言、真理敵不過強權的世界，在權錢色騎劫所有價值體系的世界，作為一個忠於自己的寫作人，很難避免不停地產生挫敗感。尤其是我寫作的時間如此長，面對的中國、台灣和香港的轉變如此大，回想我一生推動的不同時期的目標來說，我想到的無疑就是一個個挫折，是實實在在的「失敗的人生」。
在以後的文字中，我會盡可能憑記憶講一個失敗者的故事。警惕我寫作的只有一點，就是避免陷入羅生門故事的美化自己的怪圈。
而我在不斷挫敗之後仍然願意與讀友、特別是年輕讀友分享失敗人生的原因，是我常想起據說是邱吉爾的名句：「成功不是終結，失敗不是終結，唯有勇氣才是永恆。」
一個人的失敗人生或是一個人的終結，但不是後來者的終結。一個人的勇氣是他的永恆，也是後來者的永恆。
這句話推動我寫這個失敗者的故事，也是一直都是小有勇氣的故事。
（原文發布於2021年4月19日）
真有「九二共識」嗎？
近10多年來，台灣政黨輪替，在兩岸關係上一直爭論「九二共識」問題。中共不停要台灣堅守「九二共識」，台灣政界對「九二共識」有的說有，有的說沒有。說有的人講「九二共識」的內容大都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即台灣的表述是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大陸的表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但中共就只說「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從來不講。
1996年8月，《90年代》發表了台灣清華大學校長沈君山，與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的3次談話紀要，跨度自1990年12月至1992年1月，全文5萬字。那時沈擔任國家統一委員會研究委員。他也證實了這個談話的真實性。
在談話紀錄中，沈君山就江澤民一再強調「一個中國」的「統一」，向江詳細解釋台灣的政治現實和民主化後的形勢：台灣民眾極少關切「統一」，他們關心的是安全和經濟繁榮，而政府施政必須顧民意。要統一，首先兩岸要建立平等而穩定的關係。不講地位平等，不讓台灣有國際空間，沒有和平保障，台灣是不能接受一個中國原則的。
沈君山雖表示自己不是台灣的官方代表，但他表示會把談話寫成報告交給李登輝總統。因此，他實際上是當時高層的溝通渠道。最後一次談話在1992年，沈江2人都沒有提到「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93年首次辜汪會談80年代末，台灣開放民眾到大陸探親旅遊後，因應民間往來所衍生的事務性問題，1991年在台灣成立了由政府指定的民間機構執行公權力，叫「海峽交流基金會」，簡稱海基會。同年，中國大陸也成立了一個相應機構「海峽兩岸交流協會」，簡稱海協會。名義上雖說民間機構，實際上負責人都能夠直達兩岸最高領導人，而負責人也是德高望重的人物，海基會由辜振甫任董事長，海協會由汪道涵任會長。1992年，時在兩會成立之初，都只是祕書長級的接觸，而所談的基本上也只是兩岸文書查證、走私、犯罪等事務性問題。1993年4月辜振甫與汪道涵在新加坡才有第一次辜汪會談。這次會談簽署了兩岸事務性和兩會聯繫的協議，但也象徵兩岸關係解凍，引起國際社會矚目。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若有「共識」，那麼最早也應該是在1993年辜汪會談的時候。
1994年，我給辜振甫先生作了一次專訪。他談到辜汪會上與汪道涵坐下來喝茶的「政策性對話」。他對汪說：「台灣過去半個世紀的發展，是一個歷史事實。希望大陸方面不要不承認這個事實。若承認這事實，就會了解到台灣有自己發展出來的體制，有自己的道路，這樣中共就不會說『我是中央，你是地方』。」
談到一個中國的認知時，辜振甫強調對一個中國的內涵，彼此可以各說各的，不形成文字。在各說各的一個中國之下，先著手談兩岸之間的溝通管道。
所謂「彼此可以各說各的」，也就是「各自表述」。如果辜振甫與汪道涵的這個談話是「共識」的話，那麼應稱之為「九三共識」。因為92年並沒有這個層級的會談，而93年訂明這個共識「不形成文字」，即不成文的共識。只能說是辜汪2人的共識。
但1993年國共都確實在兩岸政策上有所調整。中共在當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不再提武力統一，而是說海峽「雙方應該為促進結束敵對狀態、逐步實現和平統一進行談判」。台灣方面也不再要求中共對台放棄武力，不再講「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政策。很明顯，至少「不接觸」已經不復存在。
對台動武取決條件
有未經證實的消息稱，1992年海基、海協兩會在香港的祕書長會議中，台灣方面曾經提過「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原則，大陸方面沒有回應。後來大陸以電文回覆稱，對台方提出的「一個中國」原則可以接受，但沒有提及「各自表述」。
中共在90年代對台政策從強硬變得較柔軟，主要原因是中國發展經濟，需要與美國及西方國家搞好關係，需要台商對大陸投資，更因面對香港主權轉移須建立港人與國際的信心。不過，在江澤民同沈君山的談話中，他一直堅持「一國兩制」，對聯邦、邦聯的建議都不接受，說統一「就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中央」。
那時候中國對台政策較溫和的另一原因，就是還沒有向台灣動武的國力。即使是胡耀邦，在1985年接受記者陸鏗訪問時，被問到會不會對台動武，他快人快語地說：「國際上誰都知道我們暫時沒有力量，這個暫時可能是4、5年，也可能是7、8年。我們把經濟搞上去了，力量自然就有了。軍事力量是要經濟力量作基礎的。經濟上強大了，國防現代化就有辦法了……對台灣，就要帶點強制性了。」
因此，中國對台要戰要和，不取決於台灣是否接受似有似無的「九二共識」，而是取決於中國內部的政治需要，和對國際形勢的判斷。
（原文發布於2022年4月22日）
作者簡介_李怡
本名李秉堯，1936年出生於廣州，童年在上海、北京經歷抗戰與內戰，1948年移居香港， 1970至1998年擔任總編輯的《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是華文世界知識階層影響最大的政論雜誌。2005年至2014年任香港《蘋果日報》論壇版主編。1956年開始寫作不輟，秉持忠於自己、質疑權貴、就事論事、不怕獨特異見的原則，結集成書近50種，其中1977年《四人幫事件探索》有譯成英、日、法、西多種語文，1996年《香港一九九七》、2013年《香港思潮》、2020年《香港覺醒》有譯成日文。2021年遷居台北，2022年病逝。
本文摘自印刻出版《失敗者回憶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