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高中生之死，引爆群眾怒火，也讓師長對學生的新霸凌形態受到關注，當學校裡可靠的「大人」，成了群體霸凌的加害者，學生如何求援自保？
校園霸凌通報量逐年攀升，成案率卻連年創低，被制度漏接的霸凌黑數，遠比你想像得多！
「一名學校老師，一個月內傳送八十多部影片到LINE群組，嘲笑學生跳舞的樣子。另一名老師長期體罰學生，破壞同儕人際關係，讓孩子在校孤立無援，身心受創……。」這些令人痛心的情節，來自人本教育基金會中部辦公室主任曾芳苑經手的真實案例。
無論是公然羞辱，或造成學生身心傷害，這些不當且惡意的行徑，已構成多數人對校園霸凌的認定。但回到教育現場，實際將上述事件通報校方，得到的調查結果，卻讓人大感意外，兩案都不符合「霸凌」定義。
今年二月，台中豐原高中一名學生輕生，事後家長在曾芳苑陪同下出面，聲聲控訴孩子如何遭七名師長集體霸凌，被迫走上絕路，引發全台對校園霸凌的高度注目。然而，除了待調查的事件真相，急需釐清的還有在現行通報機制下，潛藏多少看不見的霸凌黑數。
「師對生」成案難度偏高
攤開教育部統計，近五年校園霸凌通報數量連年攀升，自二○一八年共五六二件，上升到去年達一九四二件；但通報確認成案的比率卻不增反減，從三○％逐年下滑，到去年僅剩十一．四％，相當於每通報九案，只有一案被認定為霸凌。
近年教職人員對學生的霸凌逐漸受到重視，教育部自二○年起，將「師對生」的霸凌通報獨立統計。不過，細看數字，當年通報五十八件，成案數掛零；二一年通報二五○件，僅十四件成立，占五．六％；去年通報三四一件，僅二十一件成立，占六．二％，比起「生對生」霸凌，成案難度明顯更高。
影響霸凌成案率的關鍵，不外乎兩大因素，一是校園霸凌如何界定，依循的標準是否明確？二是霸凌與否由誰判定，調查過程是否公正？從近年屢刷新低的成案率，不難看出，現行通報機制存在缺失，有待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