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中國在經濟與科技上發展有成，但政治上卻重返一人獨裁，從根本上打造完美的獨裁國家。本書作者馬凱擔任中國特派記者十多年，一路看著中國人從網路獲得公民討論的權利，又見證國家設置利用人工智慧、大數據等數位科技的社會監控網，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麻痺了人民的自主性與批判性。
在寫書的過程中，他廣泛詢問一般民眾對於數位威權的感受，也深度採訪中國新創企業的主管、黨組織的各級幹部，讓讀者從各種角度來認識利用科技手段大幅提高專制獨裁效率的中國樣貌，並提醒世人，歐威爾筆下的全方位監控國度即將降臨，人民的一言一行都將在不知不覺中無所遁形，然而我們甚至感覺不到監控，因為國家已經把監控深植於人們的大腦之中。
有次我跟來自成都的觀光客去台灣，親身體會到中國人封閉自我的決心：絕不讓任何擾人的資訊接近自己。這團有一人是市政府的黨委書記，她是一名打扮時髦的年輕女性，不時和我熱烈討論台灣的夜市和食物。「我們在成都也曾經有夜市，」她說：「可惜全拆了。」我們兩人站在國父紀念館附近等遊覽車，一位老先生走近，很快我們就認出他是法輪功的學員。
法輪功是一種結合佛道學說的健康氣功，曾在1990年代吸引數百萬中國人修煉，直到中共覺得受到它嚴密組織的威脅；當時的黨主席江澤民下令取締法輪功並殘酷迫害學員。在台灣，法輪功信徒刻意到中國觀光客出沒的地方，告訴他們大陸學員受到迫害的情況；這些信徒手上拿著海報和傳單，上面有刑求和器官摘取的殘忍照片，據說來自中國的監獄和集中營。
這人走近時，我們正站在人行道上，他遞給我身邊這位年輕黨委書記一份傳單。
我在她的眼神中先是看到驚訝，但很快就轉為恐慌，接下來發生的事完全出乎我意料：她愣在原地，接著雙手罩住耳朵，用盡力氣緊閉雙眼─然後像小女孩那樣在地上猛跺腳，不停地叫喊：「我什麼都沒看到！我什麼都沒看到！我什麼都沒看到！」總的來說，那趟旅行很有意思，團員都是第一次到台灣，這個1949年國共內戰結束後走自己的路的島嶼。很長一段時間，台灣也由蔣介石大元帥領導的國民黨獨裁統治，直到1980年代中，他兒子蔣經國才帶領台灣走向民主。直到今天，北京的共產黨仍宣稱台灣是中國的一省，但在過去這30年，台灣人已將他們的家園建設成亞洲最有活力的民主國家，他們對統一絲毫沒有興趣。
這群成都人一路上想很多，抵達台北沒幾天他們就向導遊拋出一堆問題，討論得很熱烈：為什麼這裡的人這麼友善和有禮貌？為什麼路人樂於幫助陌生人？為什麼交通這麼有秩序，跟家鄉完全不一樣？為什麼連路人看到紅燈都會停下來？「我們既然訂了規定，」台北的導遊簡單回說：「當然自己要遵守。」團員們走下遊覽車後，對於觀察到的事感到十分驚訝，有些人則感到慚愧：不一樣是中國人嗎？我們來自同一個文化，說一樣的語言，頭上有黑髮，身上有同樣的基因，可是台灣人彼此對待的方式是如此不同。
台灣最吸引人的地方，不只是少數幾個成功的例子：以非暴力的方式，由獨裁過度到民主，也是共產黨宣稱「中國人不適合民主」活生生的反例(台灣的正式名稱是中華民國，中共統治的大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轉型的過程中，有心人士都可鉅細靡遺地觀察到社會如何變遷，以及政治局勢對人與人互動方式的影響(這部分尤其迷人)。
1987年我第一次到台北，計畫讀一年的書，當時蔣經國總統在彌留之際。名義上台灣仍是一黨獨裁的國家。台北跟其他亞洲城市沒什麼兩樣：人民騷動不安又野心勃勃，街道五光十色，環境雜亂又骯髒。空氣有臭味，交通擁擠不堪，當然也沒有行人會等紅燈。然後第一次自由選舉出現了，台灣人對民主有無比的熱情，這種現象我在歐洲從來沒看過。這個社會要靠自己的力量站起來了。
2004年3月，第2次總統大選在野黨獲勝的當晚，我突然獲得頓悟。身為記者，我在午夜時分離開民主進步黨支持者慶祝勝選的晚會，街上一片漆黑，幾乎沒有汽車。我在回旅館的路上，與其他路人走到十字路口，行人交通號誌剛好轉紅燈，我的反應和過去一樣，不管在亞洲哪裡(包括台灣)都會繼續往前走。我才走了3步，
變發生了一件從未經歷的事，有人喊我：「嗨！」接著又喊更大聲：「哈囉！」我一轉身，看見其他路人規規矩矩在等紅燈。喊我的人指著燈號說：「紅燈！」路上一台車也沒有，台灣人還是站在街上等。這一刻，我的感受跟幾年後的那一群成都人一樣，先是驚訝，然後感到無比羞愧，乖乖走回人行道。
有兩種辦法可以讓人停下來等紅燈：一種是用滴水不漏的監視措施、攝影機和大數據來管控，再加上社會信用體系來懲罰；另一種是讓人自己承擔責任，讓社會自行制定井井有序的共同生活守則。
如果你打算去中國待個一年或更久，我奉勸你之後最好再去台灣待個幾個月。這樣一來，你就更容易知道「中國人」心裡到底在想什麼。比較看看，接受法治洗禮的華人社群如何生活，你就會更深刻地認識到，中國人身上哪些特質來自固有文化，哪些又是政治體制的影響。
南韓前外交官和學者羅鍾一認為，國家長期操控人民，第一個受害的就是人心。
這位經常對北韓問題發表看法的專家指出：「一個社會被極權政府控制太久的話，人民就只能學著接受外在的脅迫，於是全國人民都會罹患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既然高壓統治不可避免，人民只好將其內化，學著容忍，以提高生存的機會。他們不僅順從體制，還真的相信政府所灌輸的信念與教條。」在中國經常可看到，有人義憤填膺地捍衛黨那些不可思議的歪理，原因是他們搞不清楚狀況，或者其實很明白，但故意裝作不知道。
在專制體制下生活，扭曲現實成了奴才的第2本能。確實有些人在潛移默化的過程中將謊言全吸收進去，到最後分不清楚謊言和真相，不過這些人畢竟是少數。多數人臉上戴著面具，連在家裡也不脫掉，因為小孩聽了可能在學校跟別人講。「國家決定主流是什麼，你必須順從，如果你的理想不是主流，那是你的問題，」靠網路遊戲致富的王思聰接受BBC訪問時說：「為什麼網路遊戲在中國這麼盛行？因為你一上網就能脫掉面具，說出你真正的想法，而不是那些主流意見。」王思聰是地產大亨王健林的兒子，後者曾蟬聯中國首富多年。
沒有安全感，人人蹦蹦跳跳找出路，沒人靜下來，這是活力嗎？也許是，但透露的主要是不安。在今天的中國，不確定感更甚於以往。在歐洲社會、尤其對自認屬於中產階級的人來說，物質生活的改善帶來的是安全感。在中國不是，城市居民比過去富有很多，但他們身上的壓力也大的多，房價暴漲的速度遠高過薪資。iPhone 製造商鴻海的一名工程師，有次離在他工廠不遠的比薩店算給我聽，他得工作多久才能買得起一棟兩房公寓：超過200年。這人有哈爾濱大學的畢業證書。
全面的社會安全網才剛要實施。「只要家裡有一人得癌症，全家的財務可能陷入危機，」一名北京朋友告訴我，他是收入不錯的廣告界人士：「他們稱像我這樣的人是中產階級，但這個詞的意義跟你們有天壤之別。」另一個在連鎖餐廳當公關的朋友也有同感：「在這裡，不管你錢再多，都不會有安全感。在德國，你們在生活；在中國，我們被生活追著跑。」
劇烈的社會變遷和改革開放後的競爭壓力是其中一面，傳統中國留下來的做事習慣是另一面。在人生的重要關口，每個中國人會一再面臨同樣的問題，不管是為了小孩找學校，或是為罹癌的母親找醫院、找藥和輸血，都不是按白紙黑字寫下的規定辦事，而是每走一步都得重新找人幫忙、動用關係和視情況變化應對。人民沒有可以援引的權利，沒有保護他們的法院，沒有值得託付的政治人物。在天津，非法的化學倉庫爆炸後，住在附近高樓住宅區的富有居民曾寫一篇文章，在微博上瘋傳：「明明自己住濱海漂亮房子開寶馬養小狗，要麼跑步健身打卡，有意識地對任何公共事件保持高貴的沉默，表面上看和正常國家的離地中產毫無二致。然而這就是幻覺，一場爆炸後，自己也成了以前眼角也不瞧一下的上訪民眾了：下跪打橫幅，上書『相信黨相信國家』也一模一樣......其實真的，自己和他們#沒什麼不同#」我們全是底層。
對生活在專制體制下的每個人來說，到處都是雷區，不管你累積再多的錢和權力，沒人是安全的。法條充滿許多陷阱，每人每天都可能犯罪，到頭來根本沒人信。
黨一下決定，一夕之間大企業老闆就會消失，黨的幹部不管爬到多高也面臨同樣的命運，所以中共高層的一生「危險、野蠻、有時短命」。官員落馬總是被套上腐敗的罪名，事實上，中國的菁英免不了會收受賄賂、逃稅或走私，只是程度不同，在權力鬥爭站錯邊時才會被控訴。
作者簡介_馬凱（Kai Strittmatter）
一九六五年生，在慕尼黑、西安和台北就讀漢學。一九九七年起擔任《南德日報》（Süddeutsche Zeitung）駐中國記者，二〇〇五年到二〇一二年改派土耳其後，二〇一二年又重返北京。他在二〇一八年離開中國，目前是《南德日報》駐北歐記者，負責報導斯堪的那維亞半島和波羅的海三國的情勢。
本文摘自時報出版的《和諧社會：中國，大數據監控下的美麗新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