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像在一艘沉沒的鐵達尼號（Titanic），遊走其間去感受，看到船上有的人很害怕、有人正冷靜的演奏音樂、有人很快就跳上救生艇…，我看到了人生百態。」
《憂鬱之島》導演陳梓桓今年35歲，拍了兩部紀錄片，一部是2016年上映的《亂世備忘》，拍的是雨傘運動；一部是反送中、反國安法的街頭抗爭，於今年上映的《憂鬱之島》。他在紀錄片中嘗試用自己的觀點，讓觀眾了解香港此刻正在發生的事。
然而他明瞭，自己生活在一座逐漸下沉的島嶼，就好像是鐵達尼號，不過，他不想跳船離開。
他說：「作為一位拍電影的人，這是很重要的時間，香港正在巨變當中，作為創作者，將它記錄下來是我可以為這個地方做的事，同時，這段時間對創作者也是很大的靈感，這種壓迫感會產生更大的創作力。」
陳梓桓在大學讀的是政治，但他不想從政，研究所去念了電影，那時他發現自己很關心香港的公民社會。畢業後不久就遇到雨傘運動，覺得自己應該要做點什麼，於是拿著一台很小的攝影機到街頭拍攝。
《亂世備忘》拍雨傘運動 日本獲獎
一回發生一件讓他永生難忘的場景。那天他被警察推著走，夾在示威抗爭的學生和警察中間長達30分鐘，「一位19歲的大學女生走上前，她對警察說著自己為什麼要走出來，我深受感動，找到了想拍的故事。」她成為《亂世備忘》的女主角。
他的處女作極為成功，不但入圍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更獲得山形紀錄片影展小川紳介獎。
金馬獎在入圍介紹中寫著：「《亂世備忘》沒有知名權威人士的斷言，而以最貼近活動當時的記錄，為雨傘運動留下心情的、細微的、運動發展的備忘錄。」
那一年陳梓桓不到30歲，第一次感受到紀錄片的影響力。他笑道：「我用這麼小一台camera拍的東西，放到大螢幕，還去了不同影展，才感覺紀錄片的力量很大，未來我可以嘗試不同的東西。」
▲35歲的陳梓桓拍攝兩部紀錄片，都獲得國際大獎。
反送中 想拍超越時代的紀錄片
雨傘運動甫結束，2017年發生反送中運動，他再度到街頭拍攝。這次的抗爭出現很多預料不到的事。他坦言：「身為一位拍紀錄片的人，拿著攝影機在現場有點迷失，我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我拍了很多街頭的衝鋒陷陣，發現好像沒辦法剪成一部長片，一是因為那是沒有面孔的抗爭，二是人群是流動的。」然而，他心中很明確的知道一件事，「我想要拍不一樣的東西。」
他要拍一部可以超越時間的影片（Timeless），「抗爭是很timing（即時的），怎樣把正在發生的事，或是很需要讓人們知道的那一刻，變成能夠跨越時代的東西，是很重要的。」
他解釋：「不一定要把街頭的東西放進去，而是去講我們如何經歷這些，包括人的痛苦狀況，以及我們如何失去自由。」
從三段歷史 看現在的香港
那幾年，陳梓桓也去找尋經歷過香港不同時期抗爭的人們，包括六七暴動、文革逃港、六四事件，從這3個重要歷史事件的人物著手，在他們的身上看到現在的香港。
「選擇這幾段歷史是因為它們可以嘗試解答香港是什麼？從中看到不同時代的人、對香港有著不同的看法，會有很大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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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的是，《憂鬱之島》不只「記錄」，還有「重演」。這是他在2020年4月運動退潮後的決定，以「重演記憶、影像再現」的方式，從歷史中尋找啟發。
簡單的說，由經歷和參與過街頭抗爭活動的年輕人當演員，重演過去事件中的人物故事，例如當初如何游泳逃到香港。
「這是一種混合模式的紀錄片，這10多年在紀錄片常會看到這種手法；『重演』是對歷史說話的思考。用年輕人去演，能讓讓觀眾跳出來看到不同的層次，討論香港是什麼？進而去達到真實。」
▲《憂鬱之島》由經歷抗爭的香港年輕人重演過去的事件。
「憂鬱」代表香港 對未來不樂觀
透過不同年代香港人看到的香港有一個共通點：「我們不能確定香港的命運。」所以，他眼中的香港是「憂鬱」的。
「我們如何繼續想像我們的未來，是不容易的，然而，當我們不去想香港的未來，香港就已經消失了。」
陳梓桓希望《憂鬱之島》能開啟更多對話，讓大家去思考香港的未來。儘管他對香港的未來，並不感到太樂觀。
《憂鬱之島》上映後，在國際獲得好評，於加拿大Hotdocs國際紀錄片影展首映、獲得第13屆TIDF（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3項大獎，以及第59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提名。
作為香港人是「榮幸」 選擇留下來
作為一位拍攝政治題材紀錄片的人，留在香港，是否擔心自身安危？陳梓桓笑道：「我不是唯一面對這個狀況的人，記者、老師、工會的人都是，不要太恐懼。」
「太恐懼就什麼也做不了，既然選擇在香港留下來繼續拍，要小心，但是不要恐懼。」
身為香港人會覺得是件不幸的事嗎？陳梓桓說的話很令人感動：「做一個拍紀錄片的人，經歷過2014年、2019年，我會覺得身為香港人是一種『榮幸』。」
「在我的鏡頭前的人不是梁朝偉、劉德華，而是在街頭很有勇氣的人，雖然拍的不是明星，但是他們都會發光。能夠拍現在的香港是好的，雖然我不是身在80~90年代香港最光輝的時間，但身在這個年代，我覺得很榮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