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國際變因，當然首先得談美國。
從國際政治的常理來看，美國歷任政府對「後中共的中國」這個議題，一定已經有了若干思路脈絡。在美中關係良好的時候，或者說在美國覺得中國的利用價值非常大的時候，可能這個議題並非顯學。但是在當前美中關係緊張到互相劍拔弩張的時候，這肯定很快會成為顯學。
然而，當下我們遍觀美國的智庫界、學界，對中國、中共的討論多半還只停留在「中共下一步會怎麼走」，似乎思維上已經自我畫出了紅線，「後中共的中國」彷彿還是個思維禁區。美國熊貓派不談這議題，很容易理解，但是連鷹派都不太談這個問題，就很值得玩味了。這現象只能有兩種解釋：（1）美國人的想像力被自己國家當前的問題綁架困死了；（2）美國政界其實在醞釀一個對「後中共的中國」的共識，只是現在還不便打草驚蛇。
我認為，雖然美國和中國自20 世紀70 年代建交以來的接觸不可說少，但是由於美國向來對中共這個政體的理解太過膚淺，他們對於「後中共的中國」的想像力是先天不足的。有關這方面，我在《中南海厚黑學：中共不能說的祕密》這本書中，已經有所解析。
相對於美國智庫界和學界， 美國政界—尤其是白宮—對於中共的思考，可以說是既膚淺又深刻。膚淺之處在於，民主政治的本質本來就重實務面，「膚淺」可能就是民主體制的特徵；深刻之處在於，他們必須時時刻刻掌握中共政權當下的動態，因此「切片判斷病情」的功夫下得很深。
以川普總統的對中政策為例，他是第一個願意明白講出中國才是長期挑戰美國霸權的總統。在他之前的白宮主人，雖然也多少明白這道理，但是不願講明，瞻前顧後。拜登總統，雖然世人猜測他會對中國緩和一些，但事後證明了，他走的是「川規拜隨」的路線，只是不同於川普打直拳，拜登打得是曲線拳。
就在2020 年2 月拜登上臺之後的一個月，我就寫了〈拜登大考—「切習保共」或「切共保美」？〉這篇文章。川普政府對中國的基本態度是，中國不等於中共，他的長期策略是切共才能保美。但是拜登政府在美國本身的現實處境壓力下，表現出來的只能是兩階段論，先以「切習保共」穩定事態，再看後續時機，是否切共保美？
拜登的策略，有點將中國共產黨留校察看的意味。在拜登政府現階段的「切習保共」路線下，美國政府不會花太多精力，甚至會避免討論「後中共的中國」這個議題。美國不討論，不代表我們不該討論。
美中關係的發展是一場馬拉松，我們明白事態的人，應該事前準備好清水，到馬拉松賽道的下一站等待選手到來，提供選手最優質的清水。這是我們不受政治現實牽制的人，所能對世界提前做出的貢獻。
臺灣的民主燈塔，成中共最大威脅
談過了美國，接下來就得談臺灣。
臺灣雖然體量比起中國小了太多，但是由於地緣歷史的因素，臺灣對一個「後中共的中國」所可能產生的影響力，可能大過世界上其他的所有國家。
雖然臺灣社會內部，目前對自己未來和中國的關係，還沒有一個共識的看法，甚至還處於分裂的看法之中。有人認為，「後中共的中國」關臺灣什麼事，能不碰觸這個議題就不碰觸。有人認為，不管「後中共的中國」如何發展，這個我們目前稱為中國的這塊大陸土地，未來1000 年都會在臺灣旁邊。喜歡不喜歡，臺灣都得與它相處，不管它長成什麼樣。
這道理，就像是在大象旁邊開了一家精緻瓷器店，無論這頭大象將來是趨向健康，還是長期瘋狂，還是解體羽化成為數頭中象、小象，瓷器店的老闆都得對大象生理學、大象心理學具備足夠的知識及「預策」才行。
美國政府，不管他們的官方立場如何，在經過了過去幾10 年的經驗澄清之後，我想都已經意識到一個關鍵命題：臺灣是一個中國人民在想像未來時，不能不參考的一個座標，而且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個座標。不論是制度、價值觀、還是生活方式，臺灣即使自己想缺席，現實上美國都不可能讓臺灣缺席，世界也不會容許臺灣置身於外，只做看戲人。
這其中的道理其實很簡單。「後中共的中國」，不論是其中的政治掌權者還是普通平民，雖然可以參考的發展模式，涵蓋了美國、歐洲、越南、新加坡、日本等國家，就像中共的改革開放初期一樣，誰都可以是參考的對象。但是，臺灣具有一個因素是所有其他國家都不具備的，那就是臺灣所使用的文字還有語言，是中國人從上到下都可以無障礙的理解的。
雖然美國至今只用抽象的形容，如「民主制度的燈塔」來期許臺灣，但是，世界上民主制度的燈塔很多，落到實務面，只有臺灣的經驗是以「方塊字」（漢文）承載的，那是中國上上下下每個人都可以直接心領神會的。對一個「後中共的中國」，總不能憑藉北歐民主國，或只會英文的西方民主國家來「指點迷津」吧！
中共非常清楚，對他的一黨專政體制的最大威脅，就來自臺灣的政治社會經驗。臺灣已經證明了，同樣使用方塊字的文化圈內，只要地理範圍不太大、人口不太多，就可以在一代人的時間內實現一人一票的民主。這等於是向同樣使用方塊字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證明：只要在人口、地理的合適安排形式下，他們也有這種可能。（進一步論述，請見本書「臺灣預策」一章）。
本文摘自今周刊出版社《後中共的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