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30年來，中國崩潰論，乃至於中共專制政權垮台的議題，持續引發各方論戰。而世界是在演化的，昔日「南斯拉夫」解體後已成歷史用語，面臨內外交迫的中共極權還能走多久？面對這位亦敵亦友的強鄰，你究竟了解多少？
本書是一本設想中共集權財政解體後的「狀況分析報告」。先以可量化的財政標準，論斷中共統治框架已經鬆動；再分析國內外甚至跨區域、跨國家的因素對「後中共的中國」將產生何種動力或阻力；接著，針對中共於解體後所可能主動或被動採取的動作進行推演，以及這些動作會如何形塑「後中共的中國」樣貌；最後從台灣的國家利益角度，告訴台灣人在政治、民防、經濟和國際等領域中，可以做哪些超前部署的「預策」。
怎樣才算中共解體？
關於中共解體的分析角度很多，但我經過多年思考，收斂至一個終極指標：中共是個以權力骨架支撐的政權，而且權力骨架已經走到了末期，指標就是它的財政收支能力。所以，我們可以很簡單的以中共統治下各省各區的財政能力，作為其是否解體的判準。
2022年，在各種國際形勢以及中國內部政治鬥爭之下，大概只有上海市、廣州市和廣東省等極少數地區，在財政上達到收支平衡，所有其他的省區市，都是入不敷出。中共的中央財政，也已經沒有辦法支撐地方的財政。
改革開放以來，向香港學習的土地財政，以及向台灣學習的工業區進出口外貿財政，都走上了不同程度的崩壞。土地財政，由於竭澤而漁，肌肉及血管都已經壞死。工業區外貿財政，在美國圍堵以及國內疫情清零政策下，已經接近停擺。
即使今天開始決定重新恢復，我判斷至少也需要5年的時間，而中共內部的政局，已經沒有穩定5年的時間了。
因此，一個政權的倒塌固然需要多方面的因素，但是中共這個政權，我們可以用其財政能力作為生死的指標，就像判斷一個人是否還活著，可以用是否還有神經反應作為指標一樣。
因此這裡對「後中共」下一個定義：當中共這個政黨，把中國的財政弄到80%以上的省分、直轄市和自治區無法維持財政收支平衡的時候，並且狀況持續了2年，就能稱為「後中共」了。無論導致這個狀況的原因是戰爭、經濟，還是社會因素。
以上雖然提出了一個可量化的定義，但是事實上，它是難以測量的，因為中共官方不會提供真實的數據，一旦數據不好看，官方就「蓋牌」。因此，當看到「財政解體」時，多半是像看到「中風」一樣，前一分鐘人看起來還好好的，「突然」就不行了。我們必須記住這點！
這裡不排除「後中共的中國」以一種殭屍的型態存在，比如說與國際脫軌鎖國，人民吃草活著。如果是這種型態，所有中國內部的動力脈絡，以及國際動力脈絡，都會開始對我們稱為中國的這塊地方發生作用，而這些作用正是我們企圖去預見及分析的。
不作改變—奉陪到底，加倍奉還
本書之前已說過：「不排除『後中共的中國』以一種殭屍的型態存在，比如說與國際脫軌鎖國，人民吃草活著。」假若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得以續任（編按：本書出版時尚未召開20大會議，現習近平已確定延續第三任任期），或他以發動對外武力事件，藉故不開二十大，或在二十大中出現「X上習下」，而回到「九龍治水」的前習近平狀態，都不屬於本書討論的範圍。不是這些現象不重要，而是對這些現象的分析都已經成書了，不必在本書中贅述（請參考我於2021年的著作《被迫一戰，台灣準備好了嗎？》，以及個人網站「前哨預策」中的上百篇專文）。
不作改變之下歹戲拖棚的狀況，大概就是一種運轉機器停擺之後的殭屍化存在。中國人口的65%已經「城鎮化」，但是其所在的城鎮，真正具有公共服務的只是少數。在 30 年改革開放期間，「城鎮化」不過是領導大筆一揮，畫到哪算哪。這是有「財政意義」的，「被城鎮化」的人口愈多，地方能夠向中央要錢的名目就更多。
經年累月，中國城鎮中存在著大約有3至4億享受不到完整公共服務的人口（但他們卻得依城鎮標準繳稅），同時他們隨時面臨「清除低端人口」的威脅，成為進不得、退不得的半流民。加上李克強總理所說的6億「每月收入不足1000人民幣」的貧民，中國有9至 10億的不穩定人口。至於那些有幸擠入3至4億「中高端人口」的人，他們心理的恐懼感和不安全感非外人所能想像。
2014年，曾擔任我公司財務經理的一位中年人，已經就任某國有大企業的副總，擁有大城市三間房產，銀行現金存款1000萬人民幣以上，但他卻私下對我說：「范總，我一絲一毫的財務安全感都沒有！」
8 年後的 2022 年，我相信他的財務安全感已經澈底瓦解。中國賴以為生的土地財政已經停擺，已蓋成未售出的庫存房子，即使在過往經濟的好時光下，也需要13年才能消化完畢，何況還有政府土地已出脫的在建樓盤，那又再需要另外13年。
中國人口已經在2021年進入下跌期，年輕人老早就不想生育，何況上海封樓時，那位年輕夫婦對恐嚇他們的「執法」人員所說的那句話：「謝謝你（不用你提醒我們會罪及三代），我們已經是最後一代了。」
不只土地財政斷鏈後、硬碰硬的切斷地方財政收入的50%至 70%，現有的「屋主」（事實上，沒人在中共治下擁有產權，頂多只有70年的居住權），因為無收入或降薪而斷供（繳不起貸款）的比例正在高速增加中；淘寶網上的法拍屋已經超過 1000 萬戶，因貸款壓力而跳樓者頻出不窮。
地方政府與地方銀行狼狽為奸，挪用、盜用老百姓存款的案例一個個爆出，並且已經出現在國有四大銀行。過去還只是政府限制人民買賣房子，現在連提自己的存款都開始設限了，更不用說往境外匯款了。
就在2022年上半年的六個月時間內，中共的財政已經由「外匯不夠用」，惡化到「連人民幣都不夠用」。財政災難將引發金融災難，金融災難將帶來經濟機器停擺。當財政、金融和經濟這三者形成惡性閉環，中共的集權骨架不解體也難。
總結來說，2023年的中共，無論誰上誰下，從國際格局和國內格局來看，倘若「不作改變」，恐怕只剩下殭屍化生存一途，然後等著「被大幅改變」了。
在65%的人口已「城鎮化」下，即使採用計畫經濟的分配，例如糧票和房票來「調控」，已是緣木求魚。
上海封城、封樓下的物資配送經驗，已經證明了「城鎮化」與「計畫經濟」在物資運作上是不可相容的矛盾，兩者頂多容許其中一者的存在。
財政解體後的中共，如果還寄望任何計畫經濟的解方，等於是「化圓成方」（square the circle）。
作者簡介_范疇
「前哨預策」創辦人、亞太政經風險預策家。
於美國、台灣、新加坡、中國創業逾30年，涉及跨界風險投資、組織避險流程、區域經濟規畫等領域。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哲學所碩士，從事人類認知結構及語言映射關係研究。
本文摘自今周刊出版《後中共的中國：當中共政權解體，所有台灣人不可不知的天下大勢全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