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移工一週、一個月或一整年放假一次來到臺北車站，習慣坐在大廳中。臺灣人對移工的印象是喜歡在臺北車站大廳坐下來。但一開始大家就會像這樣坐下來嗎？「沒有，這裡本來有椅子。」
坐下來
2011年，臺北車站大翻修，撤掉原本在大廳供旅客休息的椅子。2011年有則新聞標題為「臺北車站大廳撤椅，乘客克難坐地上」，記者在報導中說「往候車大廳望去，竟然一個座位也沒有，而每個角落都可以看到民眾靠著柱子或坐在牆邊，食物也直接放地上。」這些坐地上的民眾是臺灣人。2012年的開齋節，臺北車站發生臺灣人反感移工坐在大廳中，臺鐵以紅龍圍住大廳、不讓人坐地板上的「紅龍事件」。2013年，臺北車站原本在大廳8根柱子下設置椅子，讓旅客偶爾也能坐下；但在2015年，因反感街友占位而又撤掉椅子。
對印尼人來說，坐下來在地板上、圍圈，是人們在印尼與朋友談話、辦活動、開會討論的習慣。坐下來是印尼人的日常。移工與無家者待在臺北車站，他們共同也知道臺北車站有個潛規則：晚上9點前不能躺下。「能不能坐下來」、「能不能躺下」， 這些在大家心中的考量，對我來說並不一定是禮貌或不禮貌的問題。曾經訪談過幾位無家者，我發現在每位無家者心中，彼此會有一個心裡的天平衡量，在街頭流浪的時候，他們會擔心「我什麼時候可以坐下來，幾點之後，或都沒有人在看我，我就可以躺下」。可不可以坐下來、能不能躺下，其實是一種社會要我們怎麼做的規訓， 是不是我們都忘了，身體是自由的。
在思考無家者坐下與躺著心裡的天平，和移工席地而坐導致的不滿，會發覺所有我們討厭的東西，好像都反映了「我曾經也想擁有，但沒辦法這麼做」。是不是坐在地板上讓我們不自在？臺北車站，林強曾經在這裡唱〈向前走〉，我們在臺北努力向前走的時候，心裡是不是也充滿了「我一定要好好努力」的壓力？在快速向前走的此刻，我可不可以坐一下？我一定要站著嗎？
我想像如果我是一位移工，在站了一整週、一個月，或一年365天後才能休假一天……就在這一刻，我坐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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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行
「但不會有人一直待在臺北車站。」
賈陽媞說臺北車站對印尼人來說什麼都有，可以買電話卡、吃印尼菜、寄錢、去語言可以溝通的美髮沙龍。不過也有聽過有許多朋友來臺灣久了之後，不再那麼常來臺北車站。她說臺北車站這個地方啊，一開始會覺得新鮮、什麼都有，也可以吹冷氣。但如果常去，會漸漸發現東西就是那些。臺北車站很大，但也很小。大家會一直待在臺北車站，有的人是想存錢、不想一直花錢而待在大廳，有的人喜歡花錢讓自己開心所以愛來逛街。但久了會發現，東西差不多都一樣。
「如果一直待在這裡，人家會覺得你沒有進步。」Linda（珮菁）是2015年我在臺北車站認識的第一位印尼朋友，她先是當留學生，畢業後在印尼語雜誌《Nihao Indonesia》工作，跑移工在臺灣辦活動的新聞，也翻譯臺灣新聞成印尼文。佩菁對我說，每次她報導有關臺北車站的新聞在網路上，只要有臺北車站的相片，下面就會有移工留言：「你們明明在國外，為什麼你還在這裡？你還在一個充滿印尼人、印尼食物的地方。」「為什麼你只待在這裡？都沒有進步。」
有趣的是，佩菁說，包含她自己，如果大家想念印尼食物的話還是會回來。
臺北車站，是個一定會再到這裡來的地方。英塔利住在五股，她說當她要去臺北某處，一定是先到臺北車站去轉車。因為臺北車站到哪裡的車都有，轉乘方便，「三重在五股旁邊，有次我要去三重，還直接先到臺北車站，再找公車搭去三重。繞好遠。」對移工來說，因為對臺北還不熟，「臺北車站」是一個中心與大地標，大家常常先在這裡碰面，回到中心來，再出發到某個目的地。
觀念碰撞的時期
移工在臺灣是一群外來人，外來人來到一個陌生的地方，一定會尋找跟自己一樣的同路人。移工在臺北車站形成一個社群，在這裡交朋友尋找同路人。其實我到這個田野以後也是外來人，有時候我自己一個人走在印尼街的時候，我會覺得不太自在， 因為我不一樣，身旁有很多看著我的眼睛。不過在這裡，偶爾也會遇上跟我一樣是少數的臺灣人。
嘉晏是我在臺北車站遇到的一位臺灣人，她的碩士論文研究移工樂團，而在田野中， 她自己也成為移工樂團的鍵盤手。在臺北車站，我們常常看見各式各樣在刻板認知裡，從未想像過的移工形象。在這裡的印尼人，有摘掉頭巾穿著韓系的文青、有一身緊身衣與小熱褲的辣妹，也有在家鄉尚未出櫃，但在這裡大家都知道他男朋友很多的男同志、有女朋友男朋友很多的男女移工。
嘉晏有位樂團朋友是印尼移工，在臺灣時，他留長髮、穿舌環、鼻環，就一般印尼人來看會覺得這個人放蕩不羈。可是當他合約期滿回印尼，形象瞬間改頭換面。他剪短頭髮，拿下穿洞的套環，穿上白色襯衫，時常頭戴穆斯林小圓帽，跟自己的小孩拍照，瞬間變成另外一個人。
男生這樣，女生也是。嘉晏說，她也看到很多印尼女生來臺灣後，在一次次的朋友聚會或見面裡，從原本戴頭巾到拿下頭巾。一次次改變她的穿著，最後可能穿得很辣，背心加熱褲，變成歐美辣妹風格，這在印尼對鄉村穆斯林女性來說不可能發生。在臺灣，忽然有了可能。
我跟嘉晏有時會在臺北車站碰巧遇到，因為我們臺灣人的他者身分，有機會能一起討論這些有趣的現象。她說，有的時候，她感覺印尼人在臺灣，有種「斷了連結」 的感覺，大家在臺灣會因為「斷了連結」的狀態，沒有後方家庭與「好好當個媽媽、爸爸、傳統的人」規矩的包袱，或是看見臺灣人不一樣的生活方式後，思考自己或許可以有不一樣的選擇。在臺灣，對印尼人來說，是觀念碰撞的時期。或許在外界看來會道德評斷，家鄉的人會覺得，這個人怎麼「放飛自我」、「放蕩不羈」了， 可某種程度來說，那是一種自由。
還有一些讓我覺得不可思議的現象。除了臺北車站之外，移工們喜歡到同樣在捷運紅線上的228公園、中正紀念堂、大安森林公園拍照。有些人會花一萬臺幣僱用一位移工攝影師，然後身穿華麗的大禮服拍照。許多喜歡這樣拍照的印尼朋友是女性，她們可能也同時花了臺幣3、4千塊買了那套衣服，用1200元雇用一位移工化妝師。為什麼她們喜歡這樣？嘉晏跟我一起在手機滑了幾張朋友「浮誇照相」的中正紀念堂禮服照，「可能想成為那樣的形象。」嘉晏說。
她說，移工進入臺北車站的社群後，這裡有許多網紅。我們有一些共同的印尼朋友， 有的是跳舞社團的舞者，有的是樂團樂手，這些朋友的共同點是，臉書的追蹤人數都是上千人。嘉晏說，在臺北車站，也有很多人活躍在社群裡，有一天就忽然消失了。印尼人很常關臉書，那個人就在社群媒體上不見了，也不再來臺北車站，沒有人知道他在哪。「而當一個人不見後，大家都很care 嗎？我發現，好像也還好。」
作者簡介_江婉琦
一九九七年生，臺南關廟人，畢業於政大民族系。INFJ與人類圖裡的反映者。二〇一五年開始接觸東南亞移工、移民議題，擅長用好奇心觀察和觀看事物。
本文摘自木馬文化出版的《移工怎麼都在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