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解體後的中國長什麼樣？范疇解析全光譜十種大幅改變

地理的「中國」分裂為七塊（日本學者及李登輝）、27塊（1920的毛澤東）、無以預測的多塊論（諸多東西學者，參照歷史上諸如戰國、五代十國等史實而得）、諸夏獨立成為國際法理承認的共和國群體（劉仲敬）⋯⋯分裂多塊論的資料太多，煩請讀者自行上網Google 或維基檢索。 

鬆散的合縱連橫混局，如「聯省自治」、「XX區自保」，這是一種「一夕回到大清國解體前」的設想境況；

出現「漢莎同盟」（Hanse）現象（12～15世紀出現於今日德國北部，後擴及今日北歐，南至倫敦），以經濟區、城市共同利益體為主體的商業政治生態圈；

邁向類新加坡式的「開明專制」，強於法治、但弱於民主、自由；實質上仍然由一黨說了算，給國家幾十年的時間過渡。這想定下，可重拾香港在「國安法」前的治理經驗，將2020年前的「香港行政特區」模式逐步推向全國，猶如當年「深圳經濟特區」推向全國的路線；

經過混亂後邁向「聯邦體制」（Federation），有人提美國式聯邦制，有人說美國制不合適，德國式比較合適⋯⋯。

出現數個獨立國體之後形成「邦聯體制」（Confederation），類似今日歐盟的雛型，或阿聯酋（阿拉伯酋長邦聯）；

蘇聯解體模式，出現數個獨立國體之後，獨立國家之間通過協議成為「獨聯體」，埋下日後互相侵略或再度翻來覆去的種子；

出現數個獨立國體之後，形成僅具形式意義的「共同富裕國協」（Common Wealth），類似大英帝國在二戰後被迫放棄各殖民地所形成的Common Wealth，包含澳洲、紐西蘭、新加坡等等。

以下兩項則是作者本人除了上述想定，於2009～2011年間所感知到的兩種另類狀況：

四合院模式 —— 就像北京的傳統雜居四合院，每家人各居一端，各自獨立、各有出入通道，然中間有一大塊各家都無可避免的共用空間（在這隱喻中的共用空間是虛擬空間，由文字、語言、習俗組成的），各家心情好時可以相聚，心情不好時關起門戶各行其是，要罵對方時打開窗子就可大吼大罵，然後關起窗子過日子。

紅色網格模式 ——實質上由大約 500 權貴家族及集團形成的統治網，由於數量夠多（500），這些權貴家族之間會出現自然的制衡力量，致使統治情況不至於太惡劣，也形成一種具有系統演化力道的生態圈。

這視角值得注意，因為在一場失控的「被大幅改變」局面中，已然成形的權貴家族或集團，無論是紅二、三代，軍二、三代，還是企二、三代，還是無血緣關係的勢力集團，都不會缺席，國際間也不會允許他們缺席，因為他們各有實質的地盤，即使是破碎的權力，也能多少保障各國已經在那片土地上的利益。

以上陳述出了十種方向的「大幅改變」樣貌（當然這十種樣貌之間也有重疊交雜之處），也聲明了對這十種樣貌的探討不會受限於任何成見或框架。所有人的想像力都應該於此時放開，問一問自己：

一旦中共的集權骨架解體，在當今依然「主權體系」當道的世界，國際間希望看到一個怎樣的中國？

甚至，國際希望看到「一個」還是「數個」中國？在各自的國家利益下，美國希望看到什麼？歐盟的期待？日本的期望？當前中共的朋友們，如朝鮮、巴基斯坦、伊朗的希望？生存及利益掛帥的沙烏地阿拉伯、以色列如何？中南半島國家？印度？什麼樣的未來中國最符合臺灣的主體性利益？疆、藏人怎麼看？這些都是無法迴避的務實問題。

同樣務實的，我們也得問：後中共的北京人該往哪裡去？可往哪裡去？河南人要怎麼辦？長三角、珠三角區域的人，一旦沒有了「中共」這個座標，會如何定位自己？

這些當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中國人」想都不太敢想的問題，當圖窮匕首見的時刻到來，才來想是不是太遲了？ 還居住在當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當然對「大幅改變」最有發言權，那是你的生命生活，你是住民，就該自決。

這裡作者只有一句話奉勸：即使你認為共產黨專政對中國最好，你也應該用選票把它選出來。你不可以選父母，但你可選執政黨和政府。但若你今天穿衣服還是聽父母的——那就當我沒說上面那句話。

這不是一句大話；我自己做不到的事不會要求別人做到。個人徹底的覺悟發生在大約四十歲，那是我在北京經營公司最困難的時期。某天一個強烈的意識興起：如果我今天出門上街被狗咬了一口，那一定是我的錯，不是狗的錯；街上多人，牠為什麼只咬我？我為什麼會被牠咬到？牠只是隻狗，而我是個人，人不發揮作為人的自省、不對自己負責，還算個人嗎？

對中國員工，我的態度一貫如此。每個員工我都親自面試，前後大約兩千人，大多是專科、大學剛畢業的新鮮人。標準話語如下：『今天之前，走在街上你不認識我，我也不認識你，在一起工作是緣分。你只要肯上進，公司內擋在你前面的石頭我負責移開，五年內保證你得到的勝過去哈佛讀一個MBA。但請你不要抱怨你活在一個不合理的社會，若要抱怨，我可以幫你一起抱怨從父母、共產黨、社會、一直到孔子』。

中國若面臨大幅改變重組，我對中國人的態度亦如以上兩個故事。

全球有5000～6000萬的「海外中國人」或「非中國華人」（作者稱為「方塊字使用者」或「方塊字圈」），絕大多數在國際法主權概念下已經是他國公民，但七十餘年來一直是中共的統戰對象，對「後中共的中國」之方向有影響力嗎？有進取心嗎？

中共在改革開放後第一批放出的留學生始於1979年，也是作者在新加坡生活五年後回到臺灣讀完大學之後赴美留學的年份。因此，我與「中國海外留學生」的接觸極早。

第一次接觸到「不出生在臺灣的中國青年」是在赴美的聯合航空班機上。我身著當年一般臺灣青年穿的襯衫，他身著文革時的標準毛裝。互望幾分鐘之後，我去坐到他身邊空位。他羞怯的用手捏了捏我的襯衫，問了一個我一輩子也忘不掉的問題：「你們那邊，都穿這個嗎？」

下機之後，我知道他英語不行，便陪著他應付入境應答及過海關。海關從他隨身包包中搜出了一個拳頭大小、烏漆麼黑的東西，問他是什麼？我翻譯，他回答：上飛機前娘給的「饃饃」。我實在不知如何翻譯，但我知道海關為什麼問。於是直接回答海關：「這東西是素的，沒有肉」。海關一揮手就放行。

後來，他要去德州，我要去紐約，分手時他那陽光燦爛的一笑，令我至今好奇：他最終變成了美國公民？還是民運份子？還是在有所成就後參加了「千人計畫」？就像那位曾經來臺灣大學演講、後來在舊金山被跳樓的「類張首晟」？

說這故事，無非是想鋪陳「海外中國人」或「海外華人」腦中對「後中共中國」的各種構想或幻想的背景。

從1979到1985，由於哥倫比亞大學及其所在的紐約市乃中國留學生及來訪黨政高層匯集之處，對文革後世代對中共政體的愛恨情仇，我都一一親見親聞，甚至可說無所遺漏。這裡面包含了於60年代末期從美國「回到祖國參加文革」後、僥倖生存返回美國的臺灣早期留學生，如陳若曦那一代人。

對於「後中共的中國」之「大幅改變」這個話題，多數人不然就是腦中存在一塊天花板，不然就是腦中存在一塊地板。

「天花板」指的是，雖然許多人敢於想像一個分裂成幾塊的中國，但是都不敢或不願想像一個「西方列強＋日本」實質介入「後中共秩序」規劃的場景。這對許多「中國人認同」之仕，哪怕是致力於反共、滅共者，潛意識、感情上都是痛苦的禁區。但作為客觀的探討者，這種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哪怕前提是戰爭發生之後。

所謂「地板」指的是：許多人知道中共政權之可怕，也已天生反共。但是，他們是以看戲、看電影的心情來看待「後中共的中國」這件事的。典型的反應模式是：「中共解體關我什麼事？後中共的中國長什麼樣關我什麼事？只要共產黨不見了就可以了」。

這條心理地板線畫出的下限是：中共解體或消失之後的事，是中國人的事，不是我的事；我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也不是中國人，頂多只是「華人」。屬於這個人群的，例如新加坡的華人，一些由中國移民到全球各國的新移民，以及超過一半以上甚至更高比例的臺灣新世代。

當然，臺灣新老世代中有不少連「華人」身份都想擺脫的人，只願意稱自己為臺灣人，這是必須予以理解及尊重的。因為，新加坡也有不少持同樣態度的人，他們也說普通話，但是只願被稱新加坡人。我十四歲時由臺灣到新加坡，上的是「華僑中學」，開學第一週就被同學打了，因為我稱他們為「華僑」，打完後同學說：「我們是新加坡人，不是你們的華僑」。

本文摘自今周刊出版社《後中共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