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綠這議題，的確是我們要注意的，只是在監理手段上，不會像美國那麼強硬，一開始還是用鼓勵、提供誘因的方式，導引金融機構或上市櫃公司朝這方向去做。」訪問中，黃天牧表示，很多政策的推動，不是只要求、規定，還是要給它一些誘因、時間，甚至良好環境循序漸進，隨著整個社會氛圍能夠接受，才能水到渠成，「台灣，還不會這麼快走到美國那種以法律來規範的方式。」
同樣引發討論的，還有俄烏戰爭後對ESG對錯之間的價值判斷。
俄烏戰爭前，國防工業或製造武器這些產業，無疑是不適合ESG投資的標的，但俄烏戰爭後，德國、歐洲重啟軍備時，大家反而會重新思考，「如果我投資的國防工業，是要協助烏克蘭打俄國，算不算S裡面的social good？」
另一個案例，則是能源產業。戰爭下，俄國中斷不少歐洲國家的能源供應，讓化石燃料產業股價應聲大漲，包括非常重視ESG的（全球資產管理龍頭）貝萊德在內，許多基金都陷入要不要把化石燃料放進投資組合的兩難，「對於化石燃料，以前覺得不應該在ESG的投資組合，現在面臨俄國侵略烏克蘭之後，為了降低對俄國依賴，暫時去依靠或投資、融資化石燃料時，是不是有正當性？」
著重社會面 顧客、供應鏈都要關心
「ESG的定義或內涵，會是與時俱進。」談到俄烏戰爭對ESG帶來的新問號，黃天牧做出如此結論。
在本刊去年專訪中，黃天牧曾提到「目前大家談論的議題，還是以環境（E）及公司治理（G）較多，社會（S）面的議題較少。」那麼，一年過去，現況有沒有改變？「我覺得『S』大家是有進步、有努力。」語氣中，他既有肯定也有期許，「社會部分，大家會講比方說勞工人權、社區關係、薪酬福利或員工健康安全等，可是其實S這東西是很廣，我是從一個更大的架構看。」
「S是什麼？S就是利害關係人主義。」他觀察，企業價值的趨勢已從股東利益至上主義，轉移到利害關係人至上主義，換句話說，企業不再只關心你的股東賺多少錢，亦要關心包括員工、股東、顧客、供應鏈、經銷商、社區等利害關係人，甚至利害關係人不只在台灣，也可能在國外，「企業只有透過包容性成長，才能夠永續發展。」
所以他相信，ESG能替金融機構、上市櫃公司甚至全台灣帶來價值。
外資至少持有台灣上市櫃公司四成，黃天牧指出，外資看台灣上市櫃公司的投資價值，絕不只看你賺多少錢，同時看你這公司對環境、社會、治理方面做得怎麼樣，「我認為應該要建構台灣在國際社會間，在永續領域間的價值，我們也在跟國際往前走。這是有助於外資對台灣上市櫃公司、資本市場的重視，財務上跟非財務上都要有表現，才是外資願意青睞台灣股市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永續是條不歸路 一定要走下去
「我上任時提出幾個目標，第一個就是韌性、創新、永續跟包容，其中，包容對金融機構來講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他眼中，金融業擁有社會信任、擁有資金運用權，「我做金管會主委，希望不是只看到金融機構ROE、ROA等財報上的績效表現，也希望看到一些非財務資訊、彰顯金融機構或上市櫃公司給社會帶來的價值。」
「只要努力去做，也許有一些資源的限制，但我們可以讓台灣在永續這個國際趨勢上，在國際間得到一點尊重跟信任，對我們來講很有價值。」黃天牧強調，對台灣資本市場、金融機構來說，「這個是一條不歸路，但一定要往這條路走下去！」
他不忘補充說，金融機構在整個永續發展過程中，「可以成為catalyst（催化劑）、也是一個trigger（刺激者），它有一個資金的影響力，我自己很重視金融機構對這塊，能不能發揮影響力。」
只不過，就發展現況來說，台灣整體企業對ESG的認知，還是需要「換腦袋」，才能走得更快。黃天牧以資誠《二○二二台灣企業領袖調查報告》舉例，當全球有二二％企業做出淨零承諾，台灣卻只有九％，甚至當進一步問到追求淨零的原因時，六九％全球企業說要降低氣候風險，「可是台灣企業的承諾動機，回答『遵循政府法令』的竟占六○％。」
「初衷不一樣！」他不諱言，永續不只是政府機關用法規遵循要企業去做，而是企業要思考對未來競爭力有什麼幫助的發展策略，「上市櫃公司董事會的確應該要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去注意這個問題。……很重要的是，你注意這問題後，採取了策略、資源配置，還是需要董事會去做好策略規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