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第五選區立委林昶佐罷免案今晚結果出爐！依照最後統計數字，罷免同意票計5萬4813票、不同意罷免票4萬3340票、差距11473票。同意票未跨過法定25 %罷免門檻、即5萬8756票，罷免案未通過，林昶佐將繼續留任立法院。
隨著罷免案與同樣今日上場的台中第二選區補選落幕，雙雙挫敗的藍營直指「民意遭國家機器吞噬」，強調選舉均是執政黨以執政優勢、鋪天蓋地助選的結果。
然而，短短一年多，台灣就舉行了4次罷免投票案，不論被罷免的民意代表所屬政黨，選前各黨陣營均難以避免要號招鐵粉支持，使得選情越發白熱化。我們該問的問題是：為何台灣罷免動員頻仍？而人民在行使《憲法》保障罷免權同時，為何最終難以避免成為政黨仇恨動員的工具？
選罷法制度設計謬誤 社會溝通責任壓被動方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現行規範，同意罷免票超過選區總投票人25％，即可成功罷免。言下之意，對於地方首長、單一選區立委而言，罷免方只要動員25％選民，即能推翻過去地方選舉的結果。
依照北市選委會公告，這場選舉只要同意票跨過5萬8756票、同意票高於不同意票即可成立。然而，2020年的立委選舉，林昶佐獲得8萬1853票、獲得 33.97%選舉人票，遠高於25%的罷免門檻；除此之外，當年的落選第一高票者、國民黨林郁方，也有7萬6437票、得票率41.94%，連落選頭的票數都遠高於罷免門檻，凸顯了少數罷免多數的不合理性。
政大公共學系兼任助理教授施佳良指出，立委選舉在同一選區內只有一個當選名額，多數當選的制度設計概念：就是盡可能涵蓋與照顧到選區內的的最多數的民意，那罷免應該是：立委任期內已經嚴重失職到無法代表民意，民眾才得以用一種「緊急中止授權」的機制收回授權。
選罷法於2016年修法前，通過罷免門檻為：投票率達50％，且同意票超過不同意票，換算至少要25％同意罷免選民＋1票罷免才會成案。
施佳良指出，在數學上來看，新舊制的同意票數門檻是一樣的、皆為25％，但在代表性的意義上卻有很大的差異。
由於一般民眾的資訊與積極表達的力道遠遠不如推動罷免者，因此推動罷免者有責任去讓更多的選民知道此事且出來表態。在舊制底下，社會多數共識以「投票率」作為代表，提出罷免方因為要動員「投票率足夠多」（50 %）以上選民出門投票，也就必須要盡到向社會各界溝通罷免理由，道義責任由罷免方承擔。
在新制底下，罷免方只要動員25％同意選民既可，本來就不會有動機要捲動更多人參與公共事務，讓選舉更趨於「小眾」與「極端」。
總結來看，反對罷免方為了要推翻罷免案，勢必只能積極動員25％以上選民、還必須多於罷免方票數，只能選擇「打熱戰」，才能100％確保罷免案不通過，罷免案的溝通責任反而壓在被動成案的「不同意」方。
罷免法成政治攻防、組織動員工具 難以避免仇恨動員與惡鬥
施佳良進一步觀察歷次罷免案的過程，由於罷免案發起方只要動員25％少數選民即可，往往不是要真的罷免，有時動員的目的是為了要提高個人聲量、「為下次選舉練兵」，湊出自己更高的聲量以及組織能力，「罷免成為政治動員工具」。
台大政治系教授王業立指出，台灣罷免案連署門檻及通過門檻難以靠單一倡議團體成案，多要靠政黨組織動員才能通過連署門檻，在現有制度之下，實務上難以避免政黨的政治動員。
此外，單一罷免案的投票率勢必難以超過「地方九合一」、「總統立委」選舉，當罷免方只要動員少數25％選民投下「同意」即可成案時，未來「少數推翻多數」恐成常態。
王業立直言，當社會長期處於選舉和罷免的競爭過程，加上台灣政黨對決的氣氛、仇恨動員，政治氣氛會更不好、社會更難以理性探討問題。」
事實上，回頭爬梳此次罷昶理由，包含：「昶佐公開高喊台獨，無視國家主權與憲法。」、「林昶佐身為立法委員卻討好執政黨，甚至迎接衛福部長陳時中下車。」不乏諸多個人主觀感受。
罷免、補選頻仍，台灣選民面臨過度仇恨動員的消耗
綜觀各國經驗，僅有個位數民主國家存在罷免制度，難以借鏡台灣；然而，由實務經驗來看，憲法中保障的罷免權也難以被取消。王業立建議，短期應重新檢視罷免連署通過門檻，針對不同層級選舉應該要有不同門檻設計。
選罷法兩次修法目的與過程，詳見：為何罷免權毀了台灣民主？ 罷免黃捷、藍綠都來參一咖 民代罷免成案數更創歷史新高！
王業立也舉例，依照現行選罷法門檻，罷免案在部分基層村里長選舉，只要個位數村民就可連署成功。
王業立直言，台灣經歷兩次選罷法修正，高門檻難以成案、低連署門檻讓政治動員頻仍，兩大黨都吃到苦頭、應尋求共識，好好坐下來協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