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鄭姓父子遭中國情報人員吸收一案，最高法院撤回上訴，維持緩刑。法界質疑共諜案刑期太輕，立委也籲修法具體規範犯罪樣態，同時建立國安偵辦開庭等專業化制度，才能有效杜絕共諜事件發生。
二○○九年，台灣「工黨中央黨部主席」鄭昭明與當時擔任中校參謀的兒子鄭智文，遭中國情報人員以財物收買，簽署「北平模式」不抵抗協議書，協助對方吸收軍人發展組織，一、二審判處父子十月、一年有期徒刑，緩刑三年，兩人不服提上訴。今年九月十三日，全案經最高法院審理，法官考量兩人犯後均坦承犯行，頗具悔意駁回定讞，維持原判決。
這件共諜案判決，再度引起外界「情重法輕」的質疑，讓人擔憂最重要的司法防線是否做好國安把關，法務部的統計數字讓部分立委、法界人士質疑，違反國安案件的犯罪成本低，無疑是變相鼓勵犯罪。
法務部統計，一五至二○年之間，全國地檢署起訴國安法案件共二二二件，其中有被法院定罪共一三七人，判刑一年以上僅九人。立委陳亭妃直言，背叛國家會危及全面性國安，輕判無法嚇阻下一個被利誘者，法律面的確有需要加強修法之處，不過，法官判決若採較低刑期，也無濟於事。
修法後最重刑七年以上
未有判例、無嚇阻效果
陳亭妃口中的「加強修法之處」，曾擔任檢察官、偵辦共諜案的律師連思藩就分析，雖然一九年修正《國安法》，將最重刑從五年調整為七年以上，但修法後未有判例出爐，法務部目前統計的刑期，都是修法前的判例，難以斷言修法後沒有嚇阻效果，但他認為，在法條定義上，確實有修法之必要。
首先，關於國安法犯罪定義過於抽象，實務上難以判定；連思藩舉例，《國安法》第五之一條訂定「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刑度，但以該條所涉及的「不得為大陸地區等發起、資助、發展組織」相關條文來看，曾有法官判決認為，所謂的發展組織、意圖影響國安，要達到「明顯而立即的危險」才算成罪，連思藩認為，若達到「明顯立即危險」的程度，國安已受創甚深，因此應把「危害國安」的程度界定具體化。
危害的定義不清楚，或許就是國安案件屢遭輕判的原因之一。「檢調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偵辦起訴的國安案件，法官判決卻多採較低刑期。」連思藩回憶，擔任檢察官期間，他曾指揮調查局國安站搜查台灣的共諜組織，驚見在中國經商的退役軍官邊鵬等人疑似遭吸收，在台發展間諜情報網。檢調從監聽到收網，長達八年蒐證，最後起訴邊鵬等人，法院依《國安法》為大陸地區軍事機關發展組織未遂罪，判處六個月徒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