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房價、少子化、西進中國…台灣人「看短不看長」的國民性，讓每個人都付出沉重代價

政府的角色之外，台灣的文化或國民性，也左右了經濟社會的走向；尤其重個人甚於整體、看短期不看長期的特性，具體反映在消費、投資、生產等諸多經濟活動，影響了整體表現。

最足以凸顯重個人甚於整體、看短期、不看長期的文化影響經濟行為的事例，莫過於台灣對中國的投資。台灣在1980年代末期開始對中國大陸投資，先是個別廠商違背法令，小規模進行，當時執政的蔣經國政府對此持保留態度。

曾任行政院長的孫運璿受訪明白表示，投資中國不啻資助敵人、製造對手，對個別商人未必有利，即使有些商人可能受益，對台灣整體也不利，會有以商逼政等負面效應。

3、40年後回顧孫運璿這一談話，符合常識、常理，只是台灣部份政商媒利慾薰心，不識大體，違反常識，一窩蜂「大膽西進」，不但助成中國崛起，也為台灣帶來莫大的生存威脅，孫運璿的話大部份應驗。

台灣把經貿重點放在中國，是典型的短多長空，可能有利部份廠商，卻絕對不利整體經濟社會和國家，是十足的自找麻煩。

首先，把雞蛋集中放在一個籃子，基本上是投資大忌，況且放在要吃掉台灣的敵國。這原是一般人可看出惡果的常識，當時政商媒卻以「政商分離」、「兩岸分工互利」、「民生主義統一中國」之類口號，自欺欺人。

其次，台灣商人大舉西進，大致是複製在台灣的製造管理經驗，擴大生產規模，兼以輸出中間原料產品，再經中國裝配製造完成最終產品，銷往歐美。不論在台灣或中國，除了少數例外，台商未積極致力產業升級。

同樣不能或不願長期著眼的，是以「同文同種」或「兩岸一家親」之類口號，在台灣經濟產業極需升級時，選擇走相對輕鬆的路，大舉西進。對個別廠商來說，選擇中國由於語言文化相近，也許連「包二奶」都比較方便，還有中國官方的統戰迎合。

有此心態，1990年代台灣廠商大舉西進，2000年代變本加厲；2008年起馬英九執政8年，更對中國全面開放，企圖建構「一中市場」，與中國經濟融合。其結果，台灣一度每年有八成投資流向中國，出口也長期有四成集中於台海對岸。

有了台灣廠商在資金、人才、技術、生產管理經驗的挹注，加上其自身的改革開放，走國家資本主義路線，中國經濟崛起，不但經由建立「世界工廠」、「紅色供應鏈」掌握台灣產業，還透過政商力量影響台灣社會。

其間，中國經濟崛起也帶來軍事擴張，野心外顯，謀取台灣之心膨脹，更圖謀挑戰美國而稱霸。台灣的繁榮、安全、自主都受侵蝕。

可以說，中國以美國專家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所說，採取跑百年馬拉松謀略，採欺敵手法稱霸全球之路，台灣因受政商的國民性格及意識形態所左右，扮演推波助瀾角色，反過來危害自身的整體利益、安全、生存，這真是愚不可及的鮮活例子。

短視、不識大體、不顧大局，台灣當年不聽孫運璿之言，自找麻煩，商人也許咎由自取，如今吃虧在眼前，國家社會已為此付出沉重代價。

相形之下，只從常識出發，也可突出台灣「大膽西進」的荒謬。亞洲有另一個人口13億多的大國—印度，長期以來在台灣的貿易比重僅1％左右；印度沒有吃掉台灣的野心，但投資印度需要做很多功課，大多數台灣政商卻步。

台灣的高房價，同樣在市場機能之外，也有濃厚的文化因素。

受「有土斯有財」傳統觀念影響，投資房地產是華人或漢人的特性之一。不論台灣、中國、港澳或世界華人群居之地，炒作房地產的熱潮就燒到當地，紐約、舊金山、洛杉磯、溫哥華、雪梨……，絕少例外。台灣有深厚的漢文化傳統，人們普遍存有炒作房地產的基因，房價居不下，富豪排行榜以房地產起家者眾，本質上都與國民性有關。

高房價也有環境因素，主要是持有房地產的成本偏低。在1990年代，房地產仍有景氣循環；21世紀之後，寬鬆與低利為貨幣政策常態，央行為壓抑台幣升值而釋放的強力貨幣，又使資金氾濫及低利之勢難以挽回。同時，平時持有房屋的成本稅負偏低，交易時也因公告地價不切實際而未能按實價課稅，凡此都有利或助長房地產炒作。

炒作房地產雖可使一部份人獲利，經濟社會整體卻必須付出代價。對一般人來說，除非有兩棟房子，房價上漲只是讓自己的帳面資產淨值增加，未必身受實際利益。同時，高房價讓社會上許多人耗其一生積蓄買房子，「屋奴」到處可見：內政部的「新增購置住宅貸款」統計顯示，2020年台灣平均貸款成數269個月（22年4個月），買房之後要還款20多年，負擔沉重。年輕一輩買不起，加上產業外移等因素導致的薪資水準下降，「高房價、低薪水」讓他們對經濟難有樂觀展望，助長了不婚、少子化的社會現象。

一個社會把過多資金放在房地產炒作，形同以金錢遊戲製造經濟泡沫，無助提升生產力與創新。可恃的經濟前景取決於實業和科技發展，不在房地產的熱絡，高房價不利經濟社會的穩健未來，台灣正陷入如此困境。

現實上，更可慮的是，不論少子化或人口減少，在台灣其實都已經是現在進行式，但同樣在文化因素作用之下，對於這種長期問題都輕忽以對。

多年來，社會整體對此漠然，主政者雖把少子化列為國家安全問題，但也只是喊喊口號，並未積極採取實際有效的因應對策。這又是政客、政黨、政府及社會普遍看短不看長的例證。

一個國家社會邁向現代化之路，國民素質高低至關緊要，國民性或文化素質攸關經濟發展。台灣從19世紀末的日本時代起，因教育普及而隨之逐步邁向民智開放與社會現代化階段。戰後經歷經濟動盪、重建、起飛而邁向富裕。

如今21世紀，面臨更多內外重大變化及考驗；要提升國家競爭力與國際地位，根本之道，仍在國民素質與品格。

作者簡介_盧世祥

1949年台灣高雄市出生，父母是台南市安平人。

高雄中學畢業，台灣大學學士、政治大學碩士、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碩士。

歷任新聞機構記者、編譯、採訪主任、編譯主任、總編輯、總主筆、副社長、常務董事、常駐監察人、執行長、董事長、顧問；並先後兼任教職於文化學院、台灣大學。

本文摘自允晨文化出版《我們台灣人：台灣國民性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