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發生於2018年9月的「關西機場事件」，起因於境外（中國）網路的一則虛假訊息，經由中國網媒傳到台灣的社群網路，再經由本地主流媒體推波助瀾，終於引發全民關注與議論。使得這起原本只是一次遠在日本的風災造成部份台灣旅客受困機場的事件，最後竟演化成一場充斥著「官／民」、「朝／野」甚至「中／台」對立矛盾情緒的「政治風暴」？更不幸的是，此事件還意外造成我國折損了一位優秀的外交官員。
毫無疑問地，對台灣社會而言，關西機場事件是個不幸的悲劇——在這場風暴中，人與人之間失去了互信基礎、不同意識形態者彼此溝通變得不可能？無論官／民、朝／野、媒體／閱聽人…沒有人是「贏家」！
但若要問：到底是誰愚弄了我們？誰是這起事件的「加害人」？誰應該為此負責…在整個社會尚未對此事件有充分認知、全面討論、形成共識前，這些追究，恐又將陷入另一場爭論？
事件發生至今（2021年）已經兩年半，雖然台灣政府與民間，都因此對「假新聞」議題有了更多的關注、討論與行動。但我們也注意到，就關西機場事件所透露出的警訊、與呈現的意義，整個台灣社會（包括政府與民間）似乎仍因著各自不同立場（利益糾葛），而欠缺一種誠實面對問題的態度、或一次深入而廣泛的省思？以致於在此事件後（例如，2020年的總統大選、新冠肺炎疫情…）類似的虛假訊息，依然程度不一地流竄全台、擾亂社會？
特別是，本事件中最應該要勇於面對的台灣新聞媒體，在事件過後至今，不僅鮮少公開向閱聽大眾說明自己在此事件所應扮演的角色（有無失職）？更遑論對此事件做出較深入的後續（影響與省思）報導？本地的新聞媒體或許礙於「涉己事務」的新聞自律規範，而不便對自身或同業多作批判？但相較於公共利益（亦即公眾知的權利有無被誤導？）的把關，媒體理應更要有「捨我其誰」的擔當。
「關西機場事件總檢討」座談會由今周刊及幸福綠光出版社、台大法律學院校友會主辦，常在法律文教基金會協辦，總統府資政蕭新煌教授擔任座談主席，邀請臺灣事實查核中胡元輝教授、台灣民主實驗室沈伯洋助理教授、通傳會委林麗雲教授、今周刊發行人梁永煌等各界碩彥進行座談，提出寶貴見解，期冀有助於釐清以上問題，也有助於台灣社會認真看待關西機場事件及後來、未來的類似現象！
以下整理「關西機場事件總檢討」座談會中，資深媒體人蔡玉真分享，對台灣政論節目與名嘴生態的經驗。
我先簡單介紹我的名嘴生涯：我畢業於台大社會系，最先踏入媒體圈從1993年初開始在自立早報跑司法新聞，1998年在《今週刊》擔任主編同時，就到電視台當所謂的「名嘴」。我第一次在電視談論的主題是：台灣上市櫃公司的內線交易以及炒股內幕。因為當時我主跑司法、財經，又當過營業員，對這類議題比較專業而有此契機，所以我就踏入鄭弘儀、洪玟琴所主持的節目一路到現在。
政論節目意識形態掛帥，名嘴成為「立場代言人」
以我的媒體資歷來看台灣的新聞界，很多人常搞不清楚各家媒體的屬性，我就跟他們說，主要差別在「意識形態的藍與綠」和「可不可以被買」？今天我告訴一個「可以買」的媒體說我「從良」了。因為他說我以前都當壞人專門修理人的，把一位承辦企業經營權時妙用假執行獲勝，後來又跳巢該企業領高薪的法官形容得很不堪，另一半又將接任檢察長，所有媒體都在找我當年的剪報要大作文章。我就告訴他我從良了，已經不想在媒體上面、在名嘴圈，再去修理人，因為我揹的官司應該早就超過50件、在50到100件之間了！
我個人觀察關西機場事件時，其實頗多感觸：現在媒體到底要自律？還是要他律？到底有沒有真相？其實我從1993年踏入媒體到現在，我常半開玩笑講：媒體只有一個東西是真的，就是日期是真的！台灣的媒體都有立場。政論節目所有人發言都以意識形態掛帥，名嘴成為「立場代言人」。
台灣的媒體以前都是透過記協規範、要求其自律，但其實現在媒體是不自律的。例如本事件中，明明9月6日中午《聯合報》有查證、澄清報導，可是當晚的中天新聞台的賴岳謙卻在節目上公然說：「..我看到第一時間中國大陸的大阪的總領事館，他們一看到有旅客受困在哪個地方，陸客有上千人，他們估計大概在750個人左右，他們就換算了一下，他們調派15輛遊覽車，也就是進入關西的機場，要把他們接走..」。所以賴岳謙在電視上說「我看見」，他是透過什麼辦法看到的？再來，《關鍵時刻》的劉寶傑也會說：「好，世聰，今天一開始看到一文章是說，關西機場封閉了，今天中國派了車輛進去救援，但是如果台灣人上車的話，你要表明身分，你要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其實你在看一個節目時就會發現，包括主持人和來賓，所有名嘴都隔空想像，把意識形態放在裡面了。
國內有多少「中國同路人」
所以每次看到一則新聞，我會自動分藍綠，在我的意識形態裡會自動分辨這個新聞由誰講出來？背後是什麼動機？有沒有被置入？是幫誰講話？我在媒體28年的資歷，已經可以輕易看出每一則的背後，甚麼樣的政治立場？某財團股權爭奪戰的某個發言背後公關公司是誰？然後是幫誰說話的？或是藉由某重大事故的新聞中誰出來講話？我們大概就知道他是不是帶風向？還是幫誰推卸責任？
我曾在中國待了很久，過去一年平均要進出30趟，但後來我拒絕去中港澳。因為我非常瞭解它的生態。我自己很清楚：在台商圈、各個領域裡面，誰是中共同路人、誰不是。以我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待過，廈門大學台灣經濟研究院我也念過博士班，我非常清楚他們在掌握這些訊息的時候，用了多少受他們培養的台生回台，因為我在中國時，他們就已經企圖要買通我，後來我是跑回來、不再去了。
所以我也非常瞭解：國內有多少是「中國同路人」？許多名字一出現，我大概都知道他是偏藍、偏綠或偏紅？到底在幫誰講話？
以近年來的軍機繞台事件為例，我看了之後就覺得：「真是討厭！中共在內部不穩定時，軍機就故意要這樣子繞.」然後，某些意識形態和我不一樣的名嘴，在節目上面的講法就會和我完全南轅北轍？他就會說：「民進黨有很多人認為，這是繞給美國看的，這一點警覺心都沒有，這是非常要不得、掉以輕心的心態.」常常從名嘴們的言辭中，我們就可以直接去分類了。電視新聞台頻道從49到58台誰是藍的、誰是綠的？每一則新聞背後動機為何？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
延伸閱讀
蕭新煌／中央研究院社會所兼任研究員，總統府資政
胡元輝／台灣事實查核教育基金會董事長，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大眾應培養對新聞解讀、判斷、取捨的能力
媒體該如何自律？我比較贊成在這個「後真相」時代，大家應該培養的是對新聞解讀、判斷、取捨的能力，哪些是你願意或不願相信的？例如，政治立場親藍的人，當他們看到名嘴在電視上痛罵駐日代表處渾蛋等訊息，他們就會很嗨，當你告訴他「這些已經都被澄清不是事實」，他還是不相信並堅稱：「某媒體有女乘客是這樣講的」，因為資訊過於氾濫，短時間民眾並無法取捨，所以只能憑立場、直覺去相信自己原本就容易相信的事。例如，台灣當時根本沒有任何一個名嘴在關西機場，但卻有「我第一時間就看見了.」、「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台灣旅客才能夠上遊覽車」等陳述，彷彿自己就是身歷其中，更奇怪的是，觀眾似乎也相信他們所言不虛!
另外，許多名嘴有的過去明明是跑社會、影劇的記者，為了要生存，靠谷哥大叔的資料，就能「跨界」變成政治、財經名嘴的現象。因為我就可以明白指出：誰從跑娛樂的後來變成是某市長的旅遊代言人，後來被親綠的電視台封殺後，又透過什麼管道重新復出.這樣的一個台灣名嘴生態。又例如，某名嘴因為幫某政治人物寫書，但後來翻臉了，所以他就有內幕可以把很多事情講得鉅細靡遺，如此才有收視率。對政論節目而言，收視率才是王道！因為有收視率才能夠變成業務，才能夠有媒體AC Nelson的排行，有排行才能有廣告支持繼續生存。
所以電視台對名嘴的要求就是你要會「演」。演得讓特定政黨傾向的觀眾，看到特定電視台的時候就很嗨、很爽，名嘴就會繼續有通告可以上。例如，我以前就常常被偏藍或偏紅的節目抓去打陳水扁，就是利用我是偏綠的人，所以找我來打陳水扁、打台開案、打國務機要費案，因為用偏綠的名嘴來罵綠營會比較有「說服力」。而且，更重要的是，這樣比較有收視率！尤有甚者，該節目還會把你客觀陳述的部份剪掉，只保留該節目想要的立場。甚至還有一些媒體的老闆是你不能談到他，若你不從就絕對封殺你！這些都是我個人的真實經歷。
有的名嘴依「劇本」演出，有的網紅背後有廣告置入
回顧早期我從1998年開始在電視台當名嘴時，當時幾乎每一個節目都會依據專業的新聞領域（政治、娛樂、財經.），來限縮名嘴所講的領域。現在則是只要你能說、能演、夠出名、有收視率即可。至於言論的內容，則由製作單位提供（劇本)。現在的電視生態已把媒體可買通、置入的範圍擴散到無所不在的地步了！包括新興崛起的網路媒體、網紅，只要能曝光、點閱率，但背後有沒有下廣告？有沒有塞錢？有沒有其他的方式的公關媒體配合，全台灣不能被收買、置入的媒體已經屈指可數！
有人懷疑名嘴是不是一種專業？其專業倫理、素養何在？以前我們剛開始當記者時會有記者證，會加入協會。可是現在只要你能說、敢說，能在節目中有收視率，即使是網紅，只要能吸引越多的閱聽眾，就可能可以從網紅跨界成為電視名嘴，再變成綜藝節目來賓，甚至跨到民意代表。現在名嘴常被嘲諷「從外太空到子宮」無所不能，靠網路查來的資料就說成自己的經歷，毫無專業規範與紀律可言。就像以前對於股票分析師的規範是「上節目談到股市要有執照」，可是當你看到電視台訪問一個沒有分析師執照的某資深職業股東，在節目上侃侃而談認為某某公司的股價可以上看多少錢時，你心裡頭可能想說，一個資深投資人被拿著麥克風採訪的發言，你認為要不要罰？有沒有逾越一個電視台該有的規範？因為這種現象太普遍了！
政府如何因應政論節目的亂象
若要問政府能對政論節目或名嘴的亂象做些什麼？其實我一直都認為，台灣的媒體，包含網路媒體、電視台名嘴，其實都不太把NCC當一回事，或將之視為「政治服務」的組織。大家對於NCC會隨著政黨輪替而改變執法方向的既定印象太深了！我們當然很期待，對於這些喜歡散布不實資訊的媒體，需要有一個主管機關來重罰，可是實際上在目前似乎發揮不了太大的效用？
我們在電視台可能常常有機會聽到某節目被NCC來函警告改正或罰款，但一般社會大眾並不知道。就以關西機場事件來說，大部份的民眾並不知道NCC接受到民眾陳情或是舉發哪些節目？現在是大數據時代，NCC應對被裁處的節目或電視台加註警語公告周知。讓社會大眾知道，某事件已經有多少的讀者來函認為內容有誤。因為資訊是開放、公開的，自然就不能都歸因於都是不同黨派立場的人來抗議，而公開的數據也能讓民眾知道哪一個平臺、媒體是比較可信賴的。我覺得過去NCC比較讓我們失望的是，我們都只有從內部才知道說，NCC有發函給誰，可是究竟是什麼節目內容尺度不對，外界全然不知。
另外，NCC雖然有6萬到300萬的罰鍰，但通常一般我接到的大概都是20萬，而多數電視台對這個數額是無感的，台灣媒體現在公器私用的比率非常高，已到了老闆說不准就不准、愛怎樣就怎樣的程度。所以我覺得NCC處罰機制裡的第31條，應該用不同的配套方式，例如先公告後警示，警示後再做處置，處置方式可以是屏蔽或是斷訊等。
延伸閱讀
梁永煌／《今周刊》發行人
沈伯洋／台灣民主實驗室理事長，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林麗雲／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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