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於2018年9月的「關西機場事件」，起因於境外（中國）網路的一則虛假訊息，經由中國網媒傳到台灣的社群網路，再經由本地主流媒體推波助瀾，終於引發全民關注與議論。使得這起原本只是一次遠在日本的風災造成部份台灣旅客受困機場的事件，最後竟演化成一場充斥著「官／民」、「朝／野」甚至「中／台」對立矛盾情緒的「政治風暴」？更不幸的是，此事件還意外造成我國折損了一位優秀的外交官員。
毫無疑問地，對台灣社會而言，關西機場事件是個不幸的悲劇——在這場風暴中，人與人之間失去了互信基礎、不同意識形態者彼此溝通變得不可能？無論官／民、朝／野、媒體／閱聽人…沒有人是「贏家」！
但若要問：到底是誰愚弄了我們？誰是這起事件的「加害人」？誰應該為此負責…在整個社會尚未對此事件有充分認知、全面討論、形成共識前，這些追究，恐又將陷入另一場爭論？
事件發生至今（2021年）已經兩年半，雖然台灣政府與民間，都因此對「假新聞」議題有了更多的關注、討論與行動。但我們也注意到，就關西機場事件所透露出的警訊、與呈現的意義，整個台灣社會（包括政府與民間）似乎仍因著各自不同立場（利益糾葛），而欠缺一種誠實面對問題的態度、或一次深入而廣泛的省思？以致於在此事件後（例如，2020年的總統大選、新冠肺炎疫情…）類似的虛假訊息，依然程度不一地流竄全台、擾亂社會？
特別是，本事件中最應該要勇於面對的台灣新聞媒體，在事件過後至今，不僅鮮少公開向閱聽大眾說明自己在此事件所應扮演的角色（有無失職）？更遑論對此事件做出較深入的後續（影響與省思）報導？本地的新聞媒體或許礙於「涉己事務」的新聞自律規範，而不便對自身或同業多作批判？但相較於公共利益（亦即公眾知的權利有無被誤導？）的把關，媒體理應更要有「捨我其誰」的擔當。
「關西機場事件總檢討」座談會由今周刊及幸福綠光出版社、台大法律學院校友會主辦，常在法律文教基金會協辦，總統府資政蕭新煌教授擔任座談主席，邀請臺灣事實查核中胡元輝教授、台灣民主實驗室沈伯洋助理教授、通傳會委林麗雲教授、今周刊發行人梁永煌等各界碩彥進行座談，提出寶貴見解，期冀有助於釐清以上問題，也有助於台灣社會認真看待關西機場事件及後來、未來的類似現象！
以下整理「關西機場事件總檢討」座談會中，總統府資政蕭新煌教授針對關西機場事件省思「台灣媒體的自律與他律」。
我們今天討論關西機場事件雖是舊事重提，但也希望能夠引發新的課題，以及台灣社會對假訊息議題的關注和未來該如何因應。
當然，我們在2018年9月到2020年1月的總統大選之間，其實發生很多事情，而且顯然此事件的效應仍在持續發生或演變，只是2020年大選的情況似乎有暫緩的趨勢，否則後果將不堪設想。
今天關於本事件的檢討，最主要的意義是讓國人瞭解到，這個事件就是假消息造成一個人殞命，而且是一個優秀外交官的人命被犧牲。我們為了不讓他白白犧牲，就必須對此多加省思，作為未來因應和避免之道。對台灣社會而言，我認為本事件所透露出來的，至少有以下幾個問題。
國人應該逢中必「疑」
如果一開始大家，尤其是國內媒體，就對中國的社群平台、內容農場、甚至所有傳媒有所警覺，可能就不會輕易引發一連串如骨牌效應的風暴。台灣部份政治人士常有此一說，要國人不要「逢中必反」，也常以此來批評、嘲諷對中國隨時保持警戒的人，謂其有失客觀。但我覺得這種態度其實很有問題。從本事件中就可以得到教訓，以後我們至少應該要逢中必「疑」。對我們敵人的言行為什麼要「客觀」和「中立」？這點值得國內的政客、媒體深思。
從這個事件的起因來看，這究竟只是一個中國「愛國者」一時興起的造假行為？還是背後其實有更大的組織有計劃性的陰謀在操弄？究竟只是台灣媒體違背專業倫理、疏於查證而已？抑或這根本是一起精心策劃的假資訊操作？我總認為應該料敵從寬——我常聽到台灣政治人物會說「中國本來就是這樣」云云？話可以這樣講，但後面接續的應該是「所以我們應該如何因應」，而非後面都沒有更積極的下文，甚至以姑息態度說「所以我們不要去惹他」，這樣對自己非常不負責任。
主流媒體網民化需要他律
主流媒體沒有防衛能力、沒有查證訓練。和過往相比，科技進步、網路發達，反而造成現在許多新聞工作者益發怠惰的傾向，太依賴「網友說」而疏於實地親身採訪——觀察台灣媒體發展二、三十年，這是我認為相當不可思議、且令人憂心的事情。
我曾經擔任過與台灣新聞自律相關基金會的理事長，就發現效果不彰，後來整個組織也消失了。過去的新聞自律通常是指媒體老闆的自律；而現在則是也需要記者的自律。但若今天記者和老闆一樣偷懶，那所謂的自律又有何用？以我的經驗，現階段要求台灣媒體「自律」可能失之過於浪漫？應該要靠嚴格而嚴謹的「他律」，一方面是對業者的政治立場及其他商業考量進行檢視。另一方面則是對記者的專業精神也要實行他律——除了公權力（行政、立法、司法），「他律」也包含個人或公民社會組織的抵制、監督。
延伸閱讀
胡元輝／台灣事實查核教育基金會董事長，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沈伯洋／台灣民主實驗室理事長，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政論節目與「名嘴」素質參差不齊
在本事件中，台灣政論節目與「名嘴」其實扮演相當吃重的角色。今天，政論節目其實是影響台灣民意的重要管道，尤其晚上8點以後到12點之間，全台都被這三十幾人「空襲」。大家聽各自愛聽的、看各自所屬立場的新聞台，若藍的聽到綠的就氣、綠的聽到藍的也氣——這對社會情緒和意見的分裂，實難辭其咎。且目前「名嘴」的素質實在參差不齊且浮濫，言之不見得有物，而且我聽說很多「名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從恐龍到外太空都可以講，但劇本卻完全是製作單位所提供，名嘴只負責表演即可。而且，最可議的是，他們的言論似乎完全不用負擔任何（法律或社會）責任。
我們還必須思考的是，「名嘴」的定位是什麼？算不算是新聞工作者？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需不需要有一定的專業準則來規範他們？因為我們學界在過去會上電視台是要為自己的學術地位和專業負責的，我們的專業會被大眾公開檢驗。但「名嘴」好像都不需要被檢驗？如果學術界有學術規範，那「名嘴」固定上節目作為一種職業，是否也應該要負專業的倫理訓練呢？這是全體國人應該去思考的事：任何一種職業，如果只享有權利（言論自由），而從不考慮應盡的義務（社會責任），終究難以符合社會正義。
政府的角色與職責應更積極
面對國內假訊息肆虐等傳播媒體亂象，許多人不免要問，政府到底做了什麼？公權力在類似本事件中的著力點何在？民主國家當然要注重言論自由的保障，所以執政者必須非常清楚自身的角色與定位，亦即應注意國家安全與言論控管的界線或底限：何時、何處應介入，或不宜介入？
以NCC在本事件所能扮演的角色為例，基於政府或法界對言論「去管制」的思維，除了要求媒體自律，NCC目前真正能對其規範、裁罰之處著實不多。但我認為未來可以努力的方向，除了在立法上使我們的法制更完備外，更應在輔導媒體自律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例如，政府是否應該主動支助和扶植民間事實查核組織。
以《數位通訊傳播法(草案)》第22條為例：「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提供者為暫時加註警語處分後，應諮詢民間事實查核組織之意見，以為後續之處理。」不知這其中「應諮詢民間事實查核組織意見」是什麼意思？是利用人家嗎？要不要對民間事實查核組織付費呢？是不是該委任他們做專案調查報告？我覺得政府有時就是愛撿便宜，只「免費」諮詢而不付費。對查核組織而言，他們要不要收政府的錢，他們會自己判斷。或許怕收了費會被批評不獨立、立場不夠超然。台灣現有的民間事實查核組織，其經費來源大多來自募捐，甚至向國外申請？這種現象非常不穩定，終非常久之計。所以政府應該有責任成立一個基金會，或扶植、強化現有民間事實查核組織，替公共利益把關。如此也算是很明顯的他律，而且這個「他」律是指國家機器，那國家機器又代表「公益」。我覺得政府不要怕做事，因為政府如果做對就是一種公益。因為台灣民主化得來不易，我們要在不違背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下持續健全化和加強公益和公共資訊的正常化。
閱聽者也應認知自己的社會責任
最後，雖然我們講了資訊監督者的政府要做什麼、資訊提供者的媒體要做什麼，也談到為了公益要強化、幫助公民團體能獨立、自主、壯大。此外，閱聽者也應認知自身的社會責任。我覺得每位國人第一個要做的就是：不要隨意轉傳來源不明的訊息。現代人常在群組不管真假通通都轉傳，卻很有可能在不知不覺的狀況下，成為敵人資訊操控下的「在地協力者」。其次，國人的媒體識讀教育也應該要持續推廣，而且要根據TA（目標客群）來做。而根據我的觀察，因為社會高齡化、以及數位落差的緣故，我認為現在台灣的年長者比年輕人，恐怕更迫切需要媒體識讀教育。
延伸閱讀
蔡玉真／資深媒體人
梁永煌／《今周刊》發行人
林麗雲／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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