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常缺乏直接證據的校園、機構性侵事件，特別需要見義勇為的教職員出面揭發，但現行法律對通報人的保障不足，讓部分目擊者在伸張正義與保護個人權利之間辛苦掙扎。
當一位富有正義感的手語老師，積極調查校內發生的性侵案真相，下場卻是個人考績遭殃、被迫提前退休，即使集體性侵被社福團體揭露，這位熱血教師遭剝奪的權益，依舊無法回復。
這起二○一一年發生在台南啟聰學校的駭人聽聞案件，引起各界高度關注，並成為獲得兩項金馬獎肯定的電影《無聲》的創作靈感來源；但即使如此，類似事件依舊不斷在現實生活中發生。
一八年四月，任職花蓮某身心障礙機構的吳姓護理師，在替一名女學生洗澡時，對方突然開口求助：「張叔叔會摸我胸部跟下體。」她認為事態嚴重，要求通報社福單位，指認可能涉嫌性侵的張姓組長；但是同事反應卻冷淡，斥責她「不要問太多」、「別把我們拖下水」，甚至刻意排擠她。
被貼「抓耙仔」標籤
就算換工作也難甩惡夢
在職場霸凌與無法坐視惡行的雙重壓力下，吳姓護理師決定私下探訪受害學生調查真相，蒐集足夠證據後，她主動離職並向警方報案，揭發機構的長期性侵案。張姓嫌犯遭檢方起訴後，今年二月被花蓮地院一審宣判有罪。
儘管事件暫時落幕，吳姓護理師的惡夢卻還沒結束。身為吹哨者的她，雖然找到了新工作，卻仍受前同事流傳的耳語困擾，一直擺脫不了「麻煩人物」、「抓耙仔」的標籤，無法融入新環境。
「台灣的性侵案，成案率都非常低，很重要的原因是對吹哨者的保護不夠，很多人怕惹上麻煩，不願意作證或說出實情。」監察委員紀惠容無奈地說，「很多性侵案甚至從來沒被揭發，成為『黑數』，必須有可有效保障吹哨者權益的法律，才能改變現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