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懷228受難者》他高中坐牢與重刑犯同監　假釋後考上醫學院　楊振隆：做錯事就要承擔　個人或國家都一樣

白宜君

話題人物

攝影/唐紹航

1210期

2020-02-26 0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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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子不高、長相斯文的楊振隆，擔任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執行長前後已近十年。
花畢生力氣投入轉型正義工作的他相信，不論是個人還是國家，「做錯事，就要承擔」……。

楊振隆清楚記得60多年前，祖父楊阿壽主持、位在基隆的「長壽牙醫診所」前，那條由日本人整治的旭川河。「河多清，我們小時候都直接跳下去抓魚蟹。」他陷入回憶：「國民政府來了之後，先是填平部分河床；到了1970年代，河川裡都是垃圾，當時的基隆市長乾脆把河填平蓋大樓。」

「國民黨就是這樣，以為蓋起來就都看不到。」楊振隆複述父親周金波當年的評語。

楊振隆的「過去」就如同旭川河，曾經波光粼粼，卻也有不忍卒睹的傷口。

今年68歲的楊振隆，2016年二度出任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執行長。總統大選選前，前執行長廖繼斌舉行記者會，控訴少年楊振隆是「殺師凶手」，不適合擔任國家轉型正義重要職位。當時楊振隆僅表示，這不是廖第一次爆料；2月中接受《今周刊》訪談時也只淡淡地說，「我從沒隱瞞過去，也承擔所有做錯事的後果。」

殺師兇手：1969年5月，就讀基隆中學高二的楊振隆持斧劈砍江姓導師，江姓導師送醫後不治死亡。楊因未成年，判處15年有期徒刑。

楊振隆1952年出生，在家中8個孩子裡排行老七。童年時，因楊阿壽是國民黨籍的基隆市副議長，父親周金波（因民間抽豬母稅的風俗，跟繼祖父姓氏）是留日回國的執業牙醫師，家境富裕。楊振隆小學時，父親每周至少會給他5塊零用錢，要他學習分享，請同學吃零嘴。

雖然衣食無虞，但楊振隆很小就早慧察覺，家庭內有些難以言喻的微妙氛圍。

父親護弟交換隊伍卻讓弟魂斷基隆河

從楊振隆有印象開始，受國民政府倚重的楊阿壽，就常私下用台語挖苦國民黨是「顧面桶」（舊臉盆，國民黨台語諧音）；周金波雖少談政治，罵小孩時卻會用日語說「不要學『支那人』」。此外，家中還有個消失的二叔楊國仁，每到二二八前後，阿嬤總會哭泣、燒金紙，楊振隆的二哥更是早就過繼給未婚無子的二叔。

除了長輩以外，楊振隆從小和年長9歲的大哥同房，得以翻閱大哥書櫃收藏的《文星雜誌》（曾因批評國民政府遭禁）、《傳統下的獨白》等李敖作品，「和教科書一對照，我就知道課本裡的『歷史』，很大成分沒有說實話。」他說。

外觀看似「正藍旗」的楊氏家族，其實是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家屬，只是所有長輩都不願輕易碰觸這道傷痕；這個深藏在上一代心中的祕密，直到1990年代楊振隆從事二二八平反運動後，周金波才鬆口與兒子長談。

這家人的故事是這樣的。

1947年，擁有國民黨員與基隆市議會參議員身分的楊阿壽，因在議會質詢與警察局長結怨，遭到通緝，但恰好前往桃園辦理徵調糧食的公務逃過一劫。然而楊阿壽的兩個兒子，可就沒有這麼幸運。

三月某一天，駐守基隆的阿兵哥輪番敲門，將基隆20歲以上的年輕人，集合在現今仁愛國小與信義國小之間的空地；跪在空地上的所有人，用報數分為單、雙數兩組，分別跟著警察、憲兵走。身為兄長的周金波，原被分到警察組，但他認為被「軍人」帶走較危險，於是主動和二弟交換隊伍，「沒想到跟警察走的二叔，當天就被推進基隆河，爸爸只被憲兵隊關了3天，最後是我媽媽打聽到消息，用桌巾包了10幾萬鈔票把人贖回來。」楊振隆說。

風暴過後，一家人絕口不提這段往事，祖父繼續從政，老爸依舊當牙醫；楊振隆高中以前的成長經歷也堪稱一帆風順，初中以全校第三名畢業。一切，卻在上了基隆中學（現基隆高中）後急轉直下。

「我當時很偏激、反權威，就做錯事了。」楊振隆不願多提「殺師慘案」前因後果，但據當時媒體報導，楊振隆犯案前曾被記了一次大過、操行成績丙等，江姓導師也說不排除將他退學……。

半世紀後，沒人能推斷，一位優秀學生為何突然變得偏激暴戾。但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長、政大文學院院長薛化元分析，在過去戒嚴的環境裡，有關當局或學校，多少會掌握學生的「家庭成分」，「在這種壓力下，師生關係的不自然或緊張，很可能難以避免。」他說。

二二八事件

楊振隆（中）與父親周金波（左）鮮少有合影，但父親的身教、言教其實影響了他的一輩子。右為楊振隆母親。（圖片來源/楊振隆提供）

鐵窗內受思想犯刺激立志苦讀戰威權

慘案過後，楊振隆被判15年徒刑，是當時未成年犯最重刑責，並分發到新竹少年監獄服刑。在那裡，年輕的他並沒有受到溫柔教化，反倒學會叢林生存法則，用狠勁幫獄友「喬事情」，儼然成為基隆幫少年犯的大哥；3年多後，獄方受不了他帶頭作亂，在某天半夜突然地將他移往專關重刑犯的台中監獄。

移監，意外成為他的人生轉捩點。

「我在那裡認識了政治犯、思想犯，才知道社會的邏輯跟我想的不一樣。」在少年監獄，楊振隆以為拳頭大就有權力；到了大人的世界，他才發現，是制定遊戲規則的人說了才算。若要成為可以挑戰威權的人，「我必須讀書、思考，才有辦法對抗。」他說。

符合假釋條件出獄後，楊振隆隔年立刻考上台北醫學院（現台北醫學大學）藥學系；此後又因五年沒有犯罪紀錄，得以塗銷前科。

重獲新生之際，楊振隆也開始從事黨外運動，1977年，林義雄參選台灣省議員時，他就曾偷偷到宜蘭幫忙發傳單助選。周金波知道兒子出獄後，竟然「搞政治」，打了通電話痛罵他「不怕死」，但楊振隆也沒有因為家庭反對而退縮。

1987年起，鄭南榕等人開始發動平反二二八等政治運動，當時的楊振隆正在日商製藥公司擔任中階主管，零星、低調地參與一些黨外運動，離家多年的他，突然被周金波一通電話召回基隆老家，「爸爸第一次告訴我家裡在二二八時期發生的事情，他用『參詳』（台語商量之意）的口氣對我說，身為二二八受難者家屬，不該置身事外。」楊振隆聽出這是周金波一輩子的心結，「我一口就答應他。」

往後30年，他從找尋二二八家屬、成立關懷總會做起，2005年首度被推薦出任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執行長，2009年因政黨輪替離職，2016年起再回任。

會讀書，也會鬥狠的人生經驗，讓楊振隆能根據情勢，切換不同的手法，處理複雜的平反議題。

同為二二八受難者家屬，九○年代就認識楊振隆的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林黎彩說：「他是一個在困難的工作中，能講理又能守底線的人。」她舉例，楊振隆第一次擔任執行長時，有受難者家屬要求無上限的賠償，「楊振隆先講道理、講法規，但對方講不聽，他也能開譙，不會任由對方耍賴。」

薛化元也指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剛成立時，可說是「肥缺」，執行長待遇等同次長，但楊振隆上任後改制，執行長只比照十二職等公務員敘薪，還將基金會轉型為國家博物館，兼具事件調查與社會教育的能量，期望永續經營，「他是一個會做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