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學生親眼見證了自己從小成長的城市，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幾乎成了自己不認識的樣子——這個世代的青少年不會輕易接受謊言，也不會選擇沈默。
「韓市長要去選總統真的太可笑，不要讓你的感性，壓過你的理性，請醒一醒。」
「我想說的是：高雄人注視你，你卻注視總統府。」
或是手持一本《為什麼愛說謊》，或是精心手作機關只為了說聲「做好做滿」。高雄市模範生合影活動上，高雄學子們公開抨擊市長，不論直言不諱或趣味嘲諷，創意盡出不留餘力。這些言論固然表達了對韓國瑜背棄選前承諾、還沒發大財就想選總統的不滿，但於此同時，這也可以讀成青少年世代的一次反擊：你可以不給我們投票權，但你不可以要我們住嘴。
事後，韓國瑜市長回應表示尊重。但比起嘴上說尊重，台灣社會更該積極回應的是：青少年表意權的困境與未竟。
學生在和市長合影時公然挑戰市長或許是史上頭一遭，但事後得到的批評卻毫不新鮮：「憑什麼？」、「沒有禮貌」、「沒有家教」，甚至是「被綠營洗腦」，或是韓國瑜市長本人也在25號回應「希望有純潔的教育環境，不被政治干擾」。這些批評和回應不只是對當事學生的質疑，更指向青少年試圖對公領域的議題發表意見的阻礙：資格論與公領域的權力秩序，兩者分別影響著青少年能否「進入」公領域，以及在公領域發言所受到的限制。
透過回應「憑什麼」的資格論問題，可以更明確的理解到青少年表意權之必要。資格論質疑的不外乎是青少年「足夠成熟、有能力作出政治判斷了嗎？」但其實這樣的論述犯下了一個思考方向的謬誤：當今的民主政治問的不是做出正確判斷的「能力」，而是問發表意見的「權利」。
首先，民主政治面臨的諸多議題並非只是全然客觀的是非判斷，而是牽涉到不同群體的權利與利益，進而也沒有所謂「正確」的政治判斷——所有「正確」都是建立在一定的主觀（根據主體的生命經驗與社會條件）上而論。那麼理所當然的，也不會有一套客觀量尺能夠界定「某群體有／沒有資格」能夠進入公領域的討論中。正如當今投票權是只要達到法定年齡人人皆有，而非必須透過資格考試去定奪誰是更「理智」的，因為「理智」者和「不理智」者在不同社會條件下產生的主觀權益都應該得到國家的同等重視。
由此論，可以將「青少年」視作一個擁有著自身獨特生命經驗及社會條件的群體，這個群體的主觀權益也應該得到重視——這是「世代正義」的觀點。並且，這個主觀權益是不能夠輕易被代言的。
在去年1124的公投中，出現宣稱「守護下一代」的愛家公投，並以此為論述基礎反對民法婚姻平權與性別平等教育，但是在由「民主第一課：公投模擬考」舉辦的15校模擬公投中，愛家盟所提的10、11、12案都遭到了過半數的反對，支持民法婚姻平權與性平教育的14、15案則是得到了壓倒性的贊成。於是可以知道，這樣的代言並不真正符合青少年的主觀權益。又或是像「被綠營洗腦」的批評，表面上看似是保護青少年，但其實是拒絕承認青少年是具有能動性、能夠自主思考的主體。
青少年要發聲，需要的不是保護也不是代言，而是賦權（empower）。
民主政治不問做出正確判斷的「能力」，而是問主體能否意識到自身所身處的、在特定生命經驗與社會條件下產生的群體與其主觀權益，並得以表達——這即是台灣社會必須對青少年表意權負起責任的積極面向：不只是尊重青少年的意見，更要讓青少年有能力產出自己的意見，並主動進入公領域發聲。
接著，問題是：如何做到青少年的賦權？賦權不只是嘴巴上說說「鼓勵青少年具備獨立思考與自我表達的能力」就足夠了。將此視為國家責任論，為了做到普及與消去門檻，基本教育體制是最適切的切入角度之一。在此將結合我自身在高中校園中參與公共事務的經驗，進一步試論，如何讓青少年參與公共事務學習不再只是升學考試的時事題，或公民課的課外教材，而是能夠將校園公共治理的體系開放給學生，真正肯認學生（青少年）的表意權，並同時在實作中賦權學生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
現階段的高中校園裡，學生在《高級中等教育法》的保障下，能夠成立自治組織（如學生會、學聯會、班聯會等），並且校務會議等關於校內公共事務的決策場域應該納入學生代表。基本上，學生（青少年）的表意權利是受到肯認的，並能夠進入公領域的討論中，但問題更進一步的問題卻發生在進入公領域後：學生（青少年）的發言和被分配到的決策權力，依然受限；並且，校園的決策體制，本質上是排斥學生的。
文章前段談到對合影活動裡抗議學生的批評中，包含「沒有禮貌」、「沒有家教」等，這些言論苛責的並不是進入公領域的青少年，而是苛責青少年進入公領域後的姿態挑戰了既有的權力秩序——青少年（學生）必須「敬重」長者（師長和校方），並接受長者（師長或校方）的指導和教訓。
同樣的邏輯也運作在高中校園的公共決策體系中。實務層面上，我曾親身經歷、也曾耳聞就讀其他學校的同學在校務會議中被與會師長「教訓」；制度層面上，會議看似納入「行政、教師、學生」三方，實際上卻是學生面對利益趨同的校方和教師，在會議中的席次比例低的懸殊，同時，校園的公共事務中，透過各級會議（導師會報、行政會報等）將大多數師長皆納入決策體系中，面對學生，卻僅是以朝會、升旗的方式單方面宣導政策，而將大多數學生排除在外。部份教師的觀念和制度的設計邏輯中，依然預設了學生是受教育、治理的一方，而非和教師和校方對等，同樣是參與校園生活的主體。
開放校園的公共決策體系讓學生進入，透過實作對公共議題的溝通和協商有更深刻的理解，並刺激學生能夠思考學生身份與校園中的權力關係，進而對爭取自身權利有所意識。只是在公民課上談論法治觀念和政治理論是不夠的——那只是基礎。如果社會持續預設青少年只是需要被教育的、被治理的客體，將無助於讓青少年能夠建立起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公民不是天生的，正如沒有人一長到法定年齡就知道如何投票。公民是在民主社會中養成的。
從過去的反課綱運動，到近期的抵制假新聞、聲援香港反送終行動，都出現了越來越多高中生的自發參與。這不是什麼天然獨世代或綠營洗腦，而是資訊逐漸發達的世代，我們得以組織、得以串連，得以從身份、群體，甚至是世代的角度去思考，我們未來想活在一個什麼樣的社會裡。我們都清楚，民主是我們得以如此掌握自身命運的關鍵，而校園的民主化不會自己到來，正如台灣的民主化不是當權者的善意，而是需要爭取、需要捍衛的。
我們從來就活在一個「不純潔」的社會裡，教育無法從其中分開。學生的發聲行動不是政治干擾，而是對政治干擾的抗議——高雄學生親眼見證了自己從小成長的城市，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幾乎成了自己不認識的樣子——這個世代的青少年不會輕易接受謊言，也不會選擇沈默。
而你，還只是「表示尊重」嗎？
作者高雄中學畢業，接下來將就讀於台灣大學社會學系。高中時參與學生自治、學生獨立媒體《諫燈Lighter》，現為學生異議性組織「風狗浪．港都學生思潮」成員。關注學權、性別、轉型正義及國族議題，相信青少年也能改變社會，期待一個天光的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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