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16年，台灣民眾連續5次，將領導台灣的工作託付給了法律人，這代表多數的民眾，將法律人視為最有領導能力的精英。
儘管事後立法院2度修正《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不讓類似情況重演，但這起事件凸顯當年發出傳票的法官，在盡責追求真相時，無法同理受害者的感受；這類個案只要一發生，「法官與我們活在平行時空」的印象，就更加深植人心。
過去16年，台灣民眾連續5次，將領導台灣的工作託付給了法律人，這代表多數的民眾，將法律人視為最有領導能力的精英。但同一時間，台灣社會對於法律人組成的司法體系，卻充滿了抱怨與懷疑。
「法官總是被告誡不要和外界有太多接觸，以免影響獨立審判，所以很多人一就任就被關在象牙塔裡，出入的場所只有法院和『司法新村』（法官宿舍）；往來的朋友甚至配偶，也都是同樣生活經歷的法官，即使再聰明的人，都很難跟得上時代。」擔任律師三十年的立委顧立雄分析。
法律菁英與社會的隔閡，是一般人對司法不信任的重要原因。過去五年，台灣受訓司法官的年齡僅27.8歲，缺乏足夠的社會歷練就掌握審判大權；為了拉近司法與社會之間的距離，讓律師轉任法官是最直接的方案，但過去五年，成功轉任法官的律師僅佔新進法官14%。
讓晉用法官的管道多元化、增加考試錄取法官的社會歷練，是司法改革的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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