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不能經濟過度依賴，但也不能「不相往來」；兩岸政策要有更多選項，千萬不能再以「全面開放」或「全面封閉」來思考。
我相信絕大多數台灣人都同意，台灣將來的國家取向，要由兩千三百萬人共同決定，因此台灣的選擇，必然是要經過某種民主程序。依據諾貝爾獎得主艾羅（K. Arrow）的論述，這個共同決定是一個「社會選擇」（social choice），既然要經過民主程序做「社會」選擇，那麼特定政治人物「個人」偏好，哪有那麼偉大？總統也好、行政院長也好，他們的任務不是要把自己的統獨期待加諸人民、影響人民，而是要確保人民可行遂基於自由意志的社會選擇。
經濟學家分析選擇行為，重點通常不在偏好，而在選項集合（feasible set）。每個人的偏好其實是思想自由，沒什麼切入點可分析，但選項集合的大小、改變，卻是影響最後選擇改變的關鍵。所以，如同此次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Angus. Deaton 所指出，人民消費行為改變的關鍵，不在於他們的偏好，而在於他們在外在環境變動時選項集合的擴大或縮減。將此論點投設到台灣的政治取向，我認為好的政治領袖的任務，應該是要不斷擴大兩千三百萬人未來做選擇時的選項集合。
以香港為例，近年來他們最大的經濟收入就是觀光，且中國觀光客占大多數。像是這樣單一而高度依賴的經濟架構，當然就會使得香港面對中國時選項極少。萬一香港七百萬人集體做了某個令老共不爽的選擇，在經濟結構單薄脆弱下，非常容易遭老共反制，進而動搖原本選擇的基礎。
香港之例演繹了「經濟過度依賴」之弊，但我們也不能太過簡化反面推理，得出一個「不要與中國大陸往來」的結論。純粹就兩岸經濟實力而言，有他漲我消、他我平行、我漲他消三種可能變化。如果「不理會對岸」有可能導致我們最不願意看到的情況（他漲我消），那就要慎重思考了。無論如何，許多的兩岸政策，我認為都可以用「是否擴大未來選項集合」的角度，來思考利弊取捨，而不是在「全面開放」與「全面封閉」兩個極端中間挑一個。
電影《 教父》 中的經典台詞，有以下這一段。老教父馬龍白蘭度對小教父艾爾帕西諾說：接近你的朋友，更要接近你的敵人。如果你是統派，請看前一句；如果你是獨派，請看後一句。當然，「接近」的目的，就是要讓將來的選項集合擴大。
（本專欄隔周刊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