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剝奪感這件事上,台灣需要一場徹底的「思想歸位」運動,只照顧那些真正被剝奪的人群,而停止照顧「相對剝奪感」。
另外兩個真實故事。立法院官車數量達不到一人一輛,某立委不悅說:讓立委坐小黃像話嗎?台北市想把政務官在精華地區的豪美官邸月租金,由每月七百元漲至一萬五千元,某政務官說:漲到一萬五千元,我就捲鋪蓋走人。
真實故事在台灣講不完。已經在領退休金的公務員,社會想刪減額外的年終慰問金,他們問:我這個年怎麼過?每一項刪除,當事人都產生「相對剝奪感;人人理直氣壯,而政府的信用卡就要刷爆。
福利補貼,各國都有,但大部分是階段性政策,像台灣這樣「一旦擁有、萬年不死」的習慣,世上還真不多見。這正如癌症的道理。人人都有癌細胞,關鍵在於癌細胞是否累加,一旦癌細胞只增不減,就成為「癌症」。對社會上真正被剝奪者,福利補貼天經地義;但是,倘若「相對剝奪感」成為福利補貼相對加碼(或不刪減)的理由,這個社會就是得了財政癌症的社會。
如何造成的?其一,台灣的從政者多屬國家經營的無能之輩,既不懂開源亦不懂節流,但是畫大餅、亂切餅的能力是有的。其二,懂得開源節流的人,眼看政府一次又一次地被「商(業)盲」、「經(濟)盲」者盤據,因而生出「不如自己做企業去」之嘆,以加入政府為懼,甚至為恥。其三,台灣人靈魂深處認為,「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照顧百姓的一切」,而缺乏自立自強的經濟獨立公民人格。
剝奪感是一件嚴重的事,忽視它,搞出革命都有可能。但是,台灣特色的「相對剝奪感」,卻類似一種無賴的思惟,一種「要死就大家一起死」的態度。二十幾年前,中國也處在嚴重的「相對剝奪感」症中,社會上的普遍氣氛是「他那麼爛的人得到的是我的兩倍,因此我只要做到他的一半程度就對得起工作了」,而現在的社會氣氛是「連他那麼爛的人都能拿到我的兩倍,我只要做得比他好,將來一定可以拿到他的兩倍」。我記得,三十年前的台灣,社會氣氛,正如今天的中國。
在剝奪感這件事上,台灣需要一場徹底的「思想歸位」運動,只照顧那些真正被剝奪的人群,而停止照顧「相對剝奪感」。讓我們都變成公民,而非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