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械式地把多元史觀丟給學生是不夠的，還要給他們「人本」教育，像是了解何謂「殖民」與帝國統治等，以探索更深一層意義。
今年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七十周年，歐美、亞洲紀念活動的調性卻頗為不同。歐美國家對於七十多年前德國納粹的侵略、屠殺猶太人等，都有較為一致的是非判準，但是亞洲各國則由於日本態度的閃爍，而仍然存有芥蒂，不論是參拜靖國神社、歷史教科書內容等，在日本與東亞諸國之間迭有爭議。八月中旬《經濟學人》雜誌有一長文指出，日本之所以對八十年前的侵略行為悔意較少，也有其歷史背景因素。
MIT專研日本史的教授J. Dower分析，許多對外侵略的國家都會對其國內人民有另一套說詞，辯稱其用兵或是「保護海外合法權益」、或是「對抗共產主義擴張」、或是「建立東亞共榮圈」，這些確實都是八十年前日本首相對其國內人民的說法。而現任首相安倍，似乎就是這種論述的信服者。在安倍掌權之後，該國右派勢力明顯抬頭，更令中、韓、馬、菲諸國忿忿不平，這也是二次大戰後七十年亞洲各國意見分歧的背景。
把焦點移回台灣，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台灣島內的見解歧異。台灣被日本統治五十餘年，老一輩如李登輝者，其個人經驗當然與在中國身歷對日抗戰的許歷農等人大不相同。簡言之，台灣內部不同意見的主張者之間的歧異，背後當然有其成長孕育背景、家庭際遇經驗等影響。這種種因素的綜合，造成大人之間對若干歷史事件的詮釋不同、見解不同、主觀認知不同；照學者的用詞，這叫做史觀的不同。
看到李登輝、許歷農等人之間南轅北轍的「日本觀點」，我們可以理解其肇因於個人不同的幼年生活記憶。依循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 的理念，我們對於台灣社會不同的文化與歷史記憶，應該要予以尊重、包容，甚至忍耐。
既然這一代之間都要彼此包容尊重，我們自然也反對任何政治人物對下一代灌輸自己特定的觀點。
但是，從教育的角度來看，機械式地把各種多元看法一古腦兒看法丟給十幾歲的學生，恐怕是不夠的。如果說教育的目的是要教孩子如何做「人」，那麼在上一輩多元觀點的機械呈現之外，我們也該教育孩子們一些關於「人」的理念。因此，關於「課綱」的思辨，除了多元文化主義之外，也該有更為上位的、關於人本的哲學思考。什麼是「人」的尊嚴？什麼是「殖民」？帝國統治與殖民統治究竟有沒有差別？殖民主義背後有沒有違逆什麼基本價值？
前述這些問題都很嚴肅，也比單純的「多元呈現」更複雜。可惜台灣社會在爭執不同歷史記憶的主導權之際，未能對人文關懷與人本理念，探索更深一層的意義。
（本專欄隔周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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