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必須是客觀性的，何黨派性、自利性、損人性的「追求真相」，本身就是一種隱性的做假，「挑邊站」式的批判，只是在消耗共有的社會成本。
有一句話：流氓不可怕，流氓有文化才可怕。這是因為，出現了流氓我們可以找警察，但是，一旦出現了有文化的流氓，他會想出辦法來管警察。
台灣假象橫行，套用上面那句話，社會出現做假不可怕，人民集體接受做假、或者選擇性的容忍做假才可怕。
打假，本身是個假議題；一個社會是否有求真的文化，才是真議題。如果一個社會中的人民具有普遍的求真習慣，那麼根本就不會出現長期「打假」的必要。一個經常需要「打假」的社會，反映出來的是，人們根本就沒有客觀求真的習慣，因而只有在影響到自己切身利益、或觸動到自己心理痛處的時候，才會「義正詞嚴」的批判某個假象。
這種選擇性的、非科學的、沒有核心求真精神的「反假」，其實就是最大的假面。當下的台灣，就是一個典型。
求真是一種文化，是一種對自我的要求。國民素質中，求真的元素有多強，這個國家的進步就有多快。在任何國家，做假是一定會發生的，關鍵在於，當顯而易見的假象剛冒出頭的時候，國民對它的第一反應是如何。如果大家本能的唾棄它，那麼這個假象就不會深化，如果大家「自掃門前雪」，只要該假象沒影響到自身的眼前利益就裝作沒看見，那麼該假象就會深化和擴散，一直到根深蒂固為止。那時，做假者就會臉不紅心不跳的張口就說謊，而聽眾也就習慣的麻木了。
事實上，假象和假面人一定是會製造社會成本的，國民的選擇性漠視和「挑邊站」式的批判，只是在消耗共有的社會成本，包括經濟上的和心理上的。拖到最後，一場假象遲早會像慢性疾病，在你意想不到的部位爆發出來。而台灣，正處在多種假象長期積壓後的複合性爆發關口。舉凡政爭上的、財政上的、產業上的、教育上的、食安上的，甚至國防上的，無一不已瀕臨長期自欺欺人下的引爆點。
台灣當下的社會狀態，可以描述為「假象的複合性併發症」，也就是在國民缺乏客觀求真文化之下，累積了二十年的各種經濟、心理社會成本，正在找發洩口。
求真，必須是客觀性的；任何黨派性、自利性、損人性的「追求真相」，本身就是一種隱性的做假。新聞媒體，本來應該是維持社會求真能力和習慣的主要力量，但讓我們捫心自問：把台灣所有的大小媒體排列出來，其中有幾家做到持續性的求真？大小媒體人又有幾人在求真這件事上能夠一貫的無愧於心？
不求真，就是做假者的幫兇。那麼，你今天求真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