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內部爭議著「九二共識」這個抽象論述，當抱持不同意見的各方人馬，吵得面紅耳赤，其實他們都忘了，返回初始去審視事實才可能解套。
許多人最近都在討論九二共識，有贊成有反對。目前的爭議，是關於「一個中國」的詮釋話語權、有或無此共識、台灣未來外交處境、未來兩岸互動是否基礎動搖等等。可是我想要退一步，回顧在一九九二年之前，兩岸談判的情形。
如果讀者曾經研讀沈君山教授的《浮生三記》、《浮生後記》，就知道他在九○至九二年間三次與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晤談，二○○○年後又兩次去互動。至少在九○年代的三次，他每次訪畢都向李登輝總統做報告；而以沈與當時總統府祕書長蔣彥士的關係，他的出訪當然是有受命的。
可是沈君山在對岸，從來沒有以李登輝總統的代表身分自居。沈氏在浮生書中說，「我不代表任何人，我是代表我自己。」沈教授是圍棋超級高手，他選擇用這種方式、這種身分與江澤民對談，當然是有道理的。
台灣最難處理的，大概就是分歧多元的意見，但台灣最關鍵的價值也就在這裡，當民主社會意見分歧時，別說是受命斡旋的欽差大臣，即使是總統本身，也不能說他代表社會全體。台灣人民經常對於自己社會的紛亂意見感到不耐，但我相信對岸更是頭痛。沈君山唯有「不代表任何人」，才能將台灣社會各種雜亂、極端、多數、少數的想法，完整地向江澤民呈現。「不代表任何人」其實不是立場，而是民主多元社會的事實。
二十幾年前，當沈君山完整轉達了台灣社會的民主期待之後，他甚至直接要求江澤民「保障台灣人民決定何時以何種方式統一的權利」。也許有人看到「統一」二字就神經緊張，但是在我看來這是高超的語言技巧。尤其是「權利」（right）一詞，擺明了台灣前途原本就是該由台灣人民決定；所謂中共保障云云，不是對岸的恩給，而只是他們做自己該有的尊重。
我相信，沈君山的斡旋，使得集權的對岸清楚了解到台灣人民的多元思考。由於這多元性沒有辦法被任何單一個人代表，因此老共就只能面對幾十種意見「各自表述」，而沈君山的話也只是表述之一而已。
可是，當「沒有人能夠代表別人」的紛亂事實，抽象化約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八個字的形式之後，意義就有些改變。現在的朝野政黨或者表態接受這抽象化約，或者反對，在我看來都忘記了抽象化約之前的具象實質：台灣多元民主、沒有人能夠代表別人，所以必然有千百種表述意見。
我認為，九二共識的爭議要解套，關鍵不在於如何提出另外一套論述，而是要請返其始，讓外界直接面對台灣這個「誰也不能代表別人」的多元社會。
（本專欄隔周刊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