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是自由化、國際化，不足以解決台灣經濟困局，深謀遠慮的產業政策，才是奠基未來發展的關鍵，而好的產業政策須兼顧四大面向⋯⋯。
我最近幾個月在許多雜文一再呼籲，台灣的經濟若再不轉型、再不創新，那麼整體經濟形勢將每況愈下，平均薪資也難上漲。「自由化、國際化」只是讓企業面對全世界的競爭，希望他們在刺激之下發憤圖強。但是正如心理學所描述的，面對競爭確實有些人會發憤圖強，但也有些人把焦慮對象轉換，反而要求政府「不要開放」，其結果往往是在政府保護之下更加脆弱。
此外，自由化與國際化下，人民移動也更方便，而想要發憤的人眼見國內消費力衰退，也極可能用腳投票，轉往國外發展。總之，台灣今天的經濟困境，我不認為芝加哥學派的「自由化、國際化」主張有什麼鬼用；要解決問題，關鍵還是在產業創新轉型。
談到產業創新中的國家角色，許多人想到韓國三星、LG、現代，或國內失敗的兩兆雙星，其實都不是理想的產業政策典型。韓國政府傾國家之力扶持單一企業集團的作法，在台灣的民主氛圍下根本不可行。而他們用國家力量打匯率戰、智財戰的手法，也根本不入流，台灣不該學這些不入流招式。
至於台灣的兩兆雙星，我認為是財經科員關在房間裡一廂情願想出來的，既沒有國際相對競爭環境的預期評比，也沒有兩岸策略互動的因應模擬，更沒有機關首長的投入與判斷，其失敗不足為奇。
一個好的產業政策，須考慮以下面向：
①它必須建立在台灣穩定的（而非短暫的）競爭優勢上，例如拚DRAM、面板需要兵團作戰般的兵力集結投入，但我們根本看不出台灣有此優勢，相反地，台灣的優勢在中小型企業的靈活與彈性。
②它必須是別的財力豐厚的國家想學、想拚、想跟上，也難以企及的，例如對岸沒有智財保護、員工流動率太高，非常不利於產品世代快速研發，而這卻是台灣的強項。
③它最好能與民間就業有關，創新性產業未必能創造就業，但國家的產業政策要盡量向「擴大就業」傾斜。
④它最好有來自民間的助力，官民互為補充。
以上這些面向，都不是簡單的課題；不僅一般科員、科長未必能掌握，沒有概念的機關首長也一樣腦袋空空。習慣做官的人，凡事都是分批分包給下屬，美其名曰分工，其實是在掩飾自己「只是有領特支費的『收發』」。有能力、有見地的首長，需要「比所有部屬更了解問題」，內化為自己的思考，淬鍊出強烈的直觀，然後才去推產業政策。當年孫運璿推半導體、李國鼎推科學園區，外界種種龐大阻力，都是靠他們的直觀與毅力去克服的。
台灣沒有好的產業政策，為什麼呢？唉，說出答案，又要得罪人了。
（本專欄隔周刊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