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發展進入歷史關鍵轉折

一場三一八的太陽花學運，除了學生自主攻入最高議會殿堂的立法院，也搶進國家最高行政殿堂的行政院，並且，在一夕之間號召五十萬民眾走上街頭，這都是歷史上學生運動之最。

這場太陽花學運以反服貿為主要訴求，卻意外衝撞現行兩岸關係，除了有可能擋下爭議很大的《服貿協議》外，也可能讓後續兩岸關係出現巨大轉折，甚至是牽動二○一六年總統大選主軸，對台灣社會衝擊不可謂不大。

如果大家對過去兩岸關係夠敏感的話，應該都可以發現，台灣的學運鬧得那麼大，但北京政府對這個事件反應很平和。大家最有印象的是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博鰲論壇中被問到反服貿抗爭的看法，他說出很重要的看法。首先是他承認過去二十年中國對台工作，可能做得不夠落實，他認為兩岸交往的利益跑到少數人手上，未來中方應該多與年輕人及中小企業對話，這是中國對台工作最高層級官員的講話，已對兩岸關係未來發展埋下一些變數。

中國對台不友善 是最根本問題

而在張志軍講話的關鍵時刻，正好是太陽花學運最高潮之際，博鰲論壇也在海南島舉辦，那時前副總統蕭萬長正率領包括詹啟賢等一行台灣代表與會，讓台灣的學運成為兩岸交流焦點。據了解，中國官方說法一開始仍把學運定調為民進黨發起的群眾運動，而參與的學生則接受馬政府的說法，定調為「暴民」。

不過在後來的意見溝通中，台灣的代表讓中方理解到幾個要點，一是台灣沒有任何一個政黨有能力一口氣號召五十萬人上街頭，即使是民進黨來號召，恐怕只有幾萬人，而且，恐怕會是以老人為主，年輕人不會太多。況且，馬政府把學運領袖抹黑是民進黨號召，實在太過抬舉民進黨或蔡英文的實力了。

二是《服貿協議》對台灣那麼有利，為什麼有那麼多人站出來反對？這背後又涉及反中情緒在裡面，問題的癥結有兩個，一個是彭淮南總裁所說的「Take」與「Give」的問題，也就是說在兩岸關係中「Take」的一方都是大財團，像台塑董事長李志村站出來教訓年輕人說，再鬧下去，不但沒有二十二Ｋ，可能連十五Ｋ都沒有，就讓人印象錯愕。在中國改革開放的三十幾年中，Take的永遠是Take的一方，而Give的，永遠是被Give那一族，雙方毫無交集。

另一個角度是從九○年代兩岸快速交流以來，中國對台灣真實不是那麼友善。今天很多台灣人憂心邊緣化的問題，台灣不能加入國際組織，關鍵是中國的阻撓。這次服貿爭議中，代表馬政府思惟的經濟部長張家祝，與次長杜紫軍多次出面訓斥力阻服貿的學生會玩掉自己的前途，並且痛斥那一群反服貿的教授，同時又搬出恐懼訴求說學生反服貿抗爭，台灣與國外協商的參與國際組織全部停擺，又說服貿不簽台灣不能加入ＲＣＥＰ〈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也不能參加ＴＰＰ〈跨太平洋經濟戰略夥伴關係協定〉，因為中國反對，中國也會要求ＴＰＰ相關會員國阻撓台灣。這一番說詞，好像是中國派來台灣的官員說的，對台灣的民眾毫無說服力。

事實上，中國從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到現在，已是經濟大國，但是對台工作仍然是「斤斤計較」。例如，九二年中國已開放證券市場，那時台灣股市老早已上萬點，中國證券業務的規章都抄自台灣，但是中國的證券業務就是不對台灣開放。同樣地，○二、○三年中國銀行業開始引高盛、美國銀行、新加坡淡馬錫、蘇格蘭皇家銀行入股，就是沒有台資銀行。

現在服貿要開放金融業務，中國對台灣只開了一扇小門，只有福建省，且銀行業只開放村鎮銀行，保險業務以產險為主，證券業務格局也很小。在網路金融時代來臨，中國才要開放金融業務，為時已晚。

「讓利」只是一個名詞 嘴邊說說而已

另外，為什麼貨貿不簽要先簽服貿？原來貨貿卡在面板及中間石化原料的幾項台灣比較有競爭力產業的關稅，雙方談不攏，只好讓難度較高的服貿先行，才會引出這次的爭議。這些年來，對台工作的中國官員總會把「讓利」兩個字掛嘴邊，但是經常是口惠實不至，而領導台灣的經貿官員也不知道中國應對台灣「讓什麼利」？於是讓利只是一個名詞，嘴邊說說而已。

中國對台工作沒有抓到台灣的弱點，其實是在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簽署那一年，清廷要把台灣賣掉的時候，李鴻章就說過台灣人「愛錢、怕死、愛面子」，中國對台工作如果會抓住這個精神，台灣一定跑不掉。

認清反服貿的背景，我們必須理解中國從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後，進入奔馳的三十年，特別是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後，中國積極改革經濟，這是經濟最蓬勃發展的黃金期，中國經濟飛揚三十年，至少有幾個進程是十分關鍵的。

中國進入黃金三十年 台灣卻困頓二十年

首先是九二年上海、深圳交易所成立，從此中國有了證券市場；再來是九四年人民幣與外匯券併軌，中國貨幣從此走上單軌制，特別是九四年人民幣併軌後的大貶值，讓中國出現強大競爭力。中國強力吸金，讓東南亞各國飽嘗資金大失血，終於引爆了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但是在這場亞洲大浩劫中，中國更進一步成為亞洲中流砥柱，加速經濟躍升。

到了二○○一年，中國排除萬難加入ＷＴＯ〈世貿組織〉，成為世界經貿的一員，然後是○五年人民幣從八．二七七改採浮動，從此人民幣走向升值之路。到了○八年金融海嘯，中國斥資人民幣四兆元救市，雖然帶來不小後遺症，但是中國在全球經濟舞台變得更大。

然而，中國進入快速奔馳的黃金三十年，台灣卻意外形成困頓的二十年，台灣不但沒有搭上中國經濟奔馳的列車，反而是陷入困頓，源頭是在九○年代中國經濟要起跑之際，李登輝總統執行「戒急用忍」政策，台灣喪失了「低檔進場」的機會，只有那些勇於起跑的，如旺旺蔡衍明、康師傅魏家、正新輪胎羅結、寶成的蔡其瑞家族及郭台銘、鄭崇華等電子業大老闆，搭上中國成長列車，開創出大事業。

九○年代中國經濟起飛，台灣沒有精準的中國戰略，反而讓台灣的人流、物流、金流加速向中國流動，台灣企業西進一波接一波，台灣企業投資中國，卻不投資台灣，一度讓台灣工業區土地門可羅雀，失業率自然節節上升。○八年馬英九總統的競選口號喊出的「六三三」，本來六是經濟成長率，但是跑出來的六．一二％卻是失業率。

這是兩岸經濟過去三十年的寫照，中國在奔馳，台灣卻陷入困頓，這次台灣服貿抗爭，至少掀起幾個主軸，這是兩岸政府必須具體面對的。一是中國必須改變過去三十年一成不變的招商策略，從九○年代以來，台商到中國批地、建廠，台灣的資金一波波前進中國，台灣的錢被吸乾了。

現在中國經濟強大了，工資也不再便宜，中國有必要改變過去的招商策略，甚至要改變政策，真正用心幫助台灣，而不是「弱台」，因為兩岸的產業已出現了大變化。

聚焦兩岸從互補、競爭到合作的必要性

從改革開放以來，台商到中國，主要是看中中國的廉價勞力，兩岸的產業有高度的互補性。及至二○○○年後，台灣電子業積極進入中國，建立了產業鏈，同時也培養了中國的潛在競爭者，如今兩岸的電子產業已形成絕對競爭狀態。

從過去幾年發展的輪廓可以清楚看出，台灣的品牌ＰＣ大廠宏碁，因為聯想崛起而節節敗退；中國的手機品牌廠崛起，宏達電也出現困獸之鬥，進而牽動手機供應鏈。

像是相機鏡頭的大立光遭到水晶光電與舜宇光學夾攻，美律苦戰歌爾聲學與瑞聲科技；台灣的新普科技與順達科技力拚德賽電池；機殼則是兩岸打成一團，從可成、鎧勝、鴻準大戰巨騰、比亞迪電子、嘉瑞國際。

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則是工廠設在廈門，在台灣上市的ＴＰＫ（宸鴻）。過去一年ＴＰＫ宸鴻從大賺到賠錢，股價更是一落千丈，原來是中國的歐菲光電與信利國際崛起，讓ＴＰＫ重重摔了一跤。兩岸的產業已形成了一個另類的殺戮戰場，這個時候，兩岸應積極思考重新建立合作機制的平台。

二是下一個要聚焦兩岸從互補、競爭、殺戮到互助合作的必要性，像是爭議很大的兩岸面板產業，台灣與中國不應繼續火拚，反而應合作升級，中國專心發展全球電視品牌，台灣專司面板供應、半導體也是如此。

目前清華紫光重新整合展訊，看起來是對著台灣的聯發科；同時，中國國務院準備以五年五千億元人民幣發展半導體產業，目標也是台積電，這都是從競爭與殺戮的角度出發，其實兩岸應攜手打世界盃。因為接下來的４Ｇ、５Ｇ建置，兩岸實在有加速整合的必要性，現在中國經濟規模大了，中國政府更有能力扮演這個整合者的角色。

三是台灣與中國的高度連結，台灣其實是跑不掉的，但是中國要對台灣釋出更多的善意，像是兩岸應先解除敵對狀態，那是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所造成的，中國必須正視台灣二千三百萬人還活著的事實，這次《服貿協議》難簽，前提就在此，假如中國不願承認台灣，這一張《服貿協議》有如「人鬼聯姻」，毫無價值。也許中國政府應拉著台灣的手走向國際組織，台灣人的心立刻會被融化。

四是過去二十年，台灣三位領導者從李登輝、陳水扁到馬英九，都沒有精準抓到中國經濟飛躍成長的節拍。過去民進黨執政，被罵是「鎖國」，現在國民黨執政，有人批評是「鎖進中國」，一切只看中國臉色。到了二○一六年的總統大選，台灣民眾一定要更加思考，台灣到底需要什麼樣的新領導者，未來的領導者可能是不偏不倚、能夠帶領台灣走向世界，同時也能維持台灣尊嚴的人。

學運衝擊兩岸關係，為未來互動形成變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