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台灣人 在聯合國24年奇遇記

八月中旬，總統馬英九訪問加勒比海邦交國聖露西亞，該國國會通過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這份決議文被當成禮物送給馬英九。媒體說，馬總統「高度珍惜」、「緊握在手」，未交給他人。

馬英九的珍惜，不是沒有道理。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至今已超過四十年，幾乎與聯合國絕緣，近乎被世界遺棄；從無數國際會議退席，台灣國民逐漸與國際疏離，四年前才勉強成為世界衛生大會（ＷＨＡ）的觀察員，和聯合國沾上一點邊。

不過，台灣進不了的、努力要加入的聯合國，有個台灣人卻早早進去了。而且，彷彿是上天給台灣的一種奇妙補償，台灣退出聯合國一年半之後，他就進了聯合國組織。

這個人叫羅福全，是新近出版的《榮町少年走天下》一書主角，他曾任駐日代表，但那是很後來的事。

榮町少年走天下──羅福全回憶錄
出版社：天下文化出版
出版日：2013年8月27日
作者：陳柔縉

赴美求學結識大師
得諾貝爾獎得主指導 晉升國際經濟學家

大約一九九○年，台泥前董事長辜振甫到韓國首爾參加太平洋地區相關的經濟會議，以英語演講，羅福全很驚奇他的英語講得這麼好，主動上前自我介紹。辜振甫很驚訝，脫口而出：「哦！有台灣人在聯合國工作？」

羅福全特殊且稀有的聯合國經驗，故事要從嘉義說起。羅福全出身富裕家庭，父親在日治時代創辦嘉義最早的客運公司「嘉義自動車會社」；嘉義八景之一的北香湖，一度也被他父親買下。羅福全不到一歲，父親就過世了，母親則在二戰後獨力經營旅館。

一九五八年，羅福全從台大經濟系畢業，因為是獨子，本來想待在台灣，但有一天，他嘉義中學最好的同學蔡順利被調查局抓走，羅福全說，「完全不知道是什麼罪名，蔡順利突然就被抓走，被打個半死；半年後，他的家人花了四十萬元才把他救出來。」當年，四十萬元可以買嘉義市上萬坪土地。

蔡順利事件讓羅福全身陷白色恐怖，他以一種近乎「逃離」的心情，遠走日本，而後美國。在日本，他穿上早稻田大學的碩士袍；在美國，他頭頂著賓州大學的博士帽，並成為著名經濟學家克萊恩（Lawrence Klein）的學生，擔任一個龐大經濟模型計畫的助理。一九八○年，克萊恩以計量經濟學的成就，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這是羅福全第一次的人生跳階，他踏上國際經濟學家的高度。羅福全說，他第一次在賓大考試，全班埋頭解題，「苦鬥了三個小時，沒有半個人交卷，老師也不催，還問大家要吃什麼，最後自己端咖啡和甜甜圈來給我們。」這位教授的哥哥是數理經濟學始祖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他的大舅子阿羅（Kenneth J. Arrow）也是經濟學大師，都拿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羅福全的另一位老師克萊恩，正是薩繆爾森的學生。

那位端咖啡送甜甜圈教授的兒子是桑默思（Lawrence Summers），後來曾任哈佛大學校長、財政部長，現為總統歐巴馬的國家經濟會議主席，也是可望明年接任聯準會主席的熱門人選。羅福全一邊說，一邊右手舉高，掌心向下，作勢描述身高，「在賓大念書的時候，我看Lawrence Summers還是十幾歲的小孩子。」

能夠親炙世界頂尖大師，羅福全覺得自己非常幸運，也讓他領悟到人生有許多弔詭，「壞事的盡頭，可能演變成好事」；當初若非被台灣恐怖政治逼走，他不會得此機緣，認識克萊恩等國際級的經濟大師。

三十八歲那年，羅福全又跳一階，跳進了聯合國，那裡有另一種高度。

羅福全解釋，聯合國有兩個功能，一是提供大會，讓各會員國齊聚一堂，反映各自的政治立場；另一個功能，研究各會員國之間的問題，並援助世界，全球因此分置了各種研究與援助的機構，例如巴黎的教科文組織、日內瓦的勞動組織和世界衛生組織（ＷＨＯ）。日本名古屋有個「聯合國區域開發中心」，正是他在聯合國的第一個工作單位。

▲在日本攻讀碩士期間，羅福全同時到東京大學和早稻田大學上課，以累積實力。

支持台獨喪失國籍
當上聯合國官員 中國反將其視為上賓

最初，一位波蘭籍博士打電話來獵人頭，知道羅福全既是區域經濟的專家，又會講日語，視他為最佳人選。不過，波蘭人馬上非常震驚：「你沒有國籍啊？」

羅福全早在留學美國的第二年，參加華府二二八的抗議遊行，舉著大木牌，寫「台灣獨立萬歲」、「台灣人有自決權利」、「打倒蔣介石」，就知道去大使館辦理例行的護照延期時，一定會被沒收；他乾脆不去辦延期，直接讓護照失效，因此喪失國籍。

然而，進聯合國工作，員工必須是會員國的公民，羅福全只好趕辦美國籍，突然一個月內，他馬上從無國籍的世界飄流者，變成國際公務員，並展開他二十幾年的聯合國奇遇記。

最奇特是一九八○年代的兩次中國行。那時候，台灣和中國還未三通，台灣海峽幾乎是一條死水溝，兩岸人民沒有往來。羅福全是主張台獨的「分裂分子」，中國卻依然打開大門歡迎他，只因他是聯合國的官員、世界的經濟專家，而國際有其運行的規則，不受地區矛盾政治關係的影響。

一九八○年第一次去中國，羅福全說，踏進江蘇的人民公社，最讓他驚奇的是醫院，病患走進診間，可以自己選擇，向左走，看中醫；向右轉，就看西醫。到了上海，中共官方安排他住錦江飯店，那是美國總統尼克森一九七二年去簽《上海公報》時下榻過的總統套房，三房一廳、六十坪大，羅福全說，「中國那時剛開放，對待聯合國的官員，可能還仰著頭，看得很偉大。」

一九八六年，再到中國，經驗更奇妙了。羅福全表示：「自從一九七八年年底鄧小平決定對外開放，中國鐵幕打開後，第一次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辦的國際會議，就是由我籌辦的，總理趙紫陽親自開幕致詞，非常重視。」羅福全的對口單位是前總理朱鎔基，當時朱是國家經委副主任，會議前一天，還請羅福全到東來順餐館吃涮羊肉。

除了亞太多國的高層官員與會，還有各國學者參加，例如香港教授陳坤耀（Edward Chen），他就是提出「亞洲四小龍」概念的人。台灣教授不可能參加，羅福全便繞了彎，邀請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主任林聰標；羅福全指出，「林聰標是台中人，他很小心，全體會議人員拍大合照的時候，為了避免國民黨找麻煩，刻意把眼鏡摘下。」

▲羅福全（右三）出席的會場，總是各國國旗圍繞，唯獨不見代表台灣的旗幟。

槍林彈雨中出任務
貢獻專長與智慧 助發展中國家脫貧

羅福全前後任職聯合國三個機構，共二十四年，都是以經濟專家顧問在全球出任務，常常暴露在槍林彈雨中。

七○年代到菲律賓，幫忙規畫區域開發案，那時有共產黨打游擊戰，羅福全坐的吉普車必須把聯合國的旗幟插得高高的，免得被誤殺。他也曾前往埃及出席人口會議，遇上暴動，座車內還有舉著衝鋒槍的軍人。世界銀行派他擔任韓國五年經濟計畫的顧問，則遇上光州事件（一九八○年市民自發的民主運動，當時掌握軍權的全斗煥下令武力鎮壓，造成大量平民死傷），他從車內往外看，首爾的地鐵入口全被坦克車擋死了。

唯獨一次，座車裡有不同風光。羅福全說，菲律賓前總統馬可仕的夫人伊美黛異想天開，自恃英文好，想出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總裁；有一年，在馬尼拉召開大會時，會場特別新蓋在最知名的羅哈斯落日大道上，對與會人員更極盡討好。羅福全的座車裡，前座除了司機，還有一位保鑣；後座除了他，還有一位穿著制服的年輕小姐。

看盡各國七○年代以來的政經變化，特別是多在開發中國家奔走，貢獻專長與智慧，無不希望這些國家脫離貧窮，羅福全卻也發現，「不是窮的人就很悲哀」。當第一次深入馬尼拉的貧民區，緊挨著垃圾場，他發現，垃圾堆是小孩子的資源寶山，連塑膠袋都撿去溪邊洗，曬乾再賣，他看了很傷心；但是，孩子們並不感覺自己受苦。

在羅福全的世界裡，一切都好似相對的，甚至是壞人。他說，「如果保持適當距離，壞人看起來只是普通人；如果是好人，靠得太近，看得太徹底，一定也會失望。」

羅福全認為，價值不是絕對的東西，所以，即使自己從廣闊的國際世界轉一圈回來，記憶的行囊滿滿，視野猶勝台灣的總統、外交官，他也不吹擂。羅福全只鼓勵大家，「價值要自己去認定，認定了，才會投入，投入了，就能嚼出人生的趣味」。
 

▲羅福全夫婦1962年結婚，至今仍鶼鰈情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