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是總統，我先把 22K 視為「低於期待的薪資行情」。要不然我真的不知道 22K、25K，跟 30K 到底那個數字代表低薪。
如果我是總統，我先把 22K 視為「低於期待的薪資行情」。要不然我真的不知道 22K、25K，跟 30K 到底那個數字代表低薪。
如果我是總統，我同時也了解台灣過去 30 年的產業結構到今天，已經出現很大的問題，從大企業到中小企業，其實很多產品跟服務都沒創新和市場競爭力，大家都馬靠 cost down，才擠出一點毛利。
如果我是總統，我同時也心知肚明有些企業明明賺不少，卻貪小便宜也在跟人家 cost down。
如果我是總統，這問題的解法有以下幾種：
1. 政府做裁判
由國家決定什麼叫不合理的低薪，針對社會新鮮人，還有各行各業依照年資或經歷或技能，訂定一個完整的台灣地區各行各業薪資標準，不准企業給標準以下的。
2. 勞工做裁判
由勞工組成的工會推舉勞工領袖，針對勞工所在的各行各業，告訴企業說，工會已經訂定完整的薪資標準，依照精密的年資經歷和技能判斷而成，不准企業給標準以下的，不然不會有人為你企業工作。
3. 誰都不要做裁判
就讓市場自由地供給和需求。
如果我是總統，我選 3。
不是因為 3 都沒有問題，而是第一種很像共產主義，而且，我怎麼定都會有人哇哇叫覺得不公平。
但好處是，有實力被我逼得、給得出規範薪水的企業的勞工，暫時會獲得更多報酬；沒能力給的企業，就一次全倒閉或瞬間裁員，社會上瞬間產生了一批失業的勞工。
我的情操變得跟戈巴契夫一樣，彈指間讓台灣過去 30 年的問題一次解決，就像蘇聯的共產主義隔夜就民主。
但我知道，這種「彈指間」會造成很大的社會問題：會吵的孩子有糖吃，但不會吵的可能會變犧牲品。坦白說，我很掙扎，但實在不敢這樣做，因為我也會在彈指間，就實現一波大失業潮；台灣目前整個經濟實力滿足不了的基層勞工需求和大學碩士、博士生 ，依舊遊盪街上。
第二種也可以。民主社會，本來誰都有權利在合法的狀況下行成工會，為自己權益抗爭。
但如果我是總統，我擔心我的國家會變成現在的歐洲國家，企業跟勞工天天在互相鬥法，罷工。企業失去競爭力，勞工也沒拿到什麼好處，社會大眾也深受其擾（例如機場罷工、捷運罷工等等）。所以，身為國家領導人，在台灣都已經快被踢出四小龍、連東協都快追上的時刻，我實在不敢在我任內讓我的國家進入勞資整合冰河期，加入歐豬第五國。
如果我是總統我選第三種。由企業來說，出自己願意出的錢，但出太低不一定找得到好的人才，正所謂香蕉只能請得到猴子；至於找到人的我，就不管行情是多少了，就當作勞資雙方產生某種程度的共識。找不到人的企業就失去競爭力，漸漸倒閉、退出市場，或到越南、菲律賓去。
由勞工來說，如果找得到自己願意接受的薪資的工作，很厲害、運氣也很好，勞資雙方就能產生共識。但找不到的人就失業，或回學校、或找師傅、或自修，改學社會上薪資相對比較高的工作。
但就像我說的，沒有一定完美的選擇，第三種也會有副作用，所以如果我是總統我會做以下因應：
對白領人才來說
受不了的人未來十年被迫跑出國工作，但我心裡會跟他們說，抱歉國家現在無法留下你們，但給我十年，當產業結構修正了，我會邀請你們再回來為母國打拼，甚至創業，到時你的國外經驗也是大加分！
我有自信到時邀請他們回來不是問題，因為「全世界有像台灣這種到了半夜，樓下還買得到熱騰騰宵夜的地方嗎？」
對藍領人才來說
沒競爭力的企業被市場逃汰，就會產生結構性失業問題。或者，人們因為不願意做低薪工作，所以不工作。
如果我是總統，我會去改革更好的技職教育，讓那些在自由市場下淘汰，或不願意屈就的勞工，可以隨時回來充電，出去又是一條好漢。我會改革現在的大學教育，砍掉那些沒辦法真正培養高階人力的野雞大學，讓藍領回歸藍領。
如果我是總統，我根本就不理那些未來沒有競爭力的企業，給那些還在幫他們聯貸的銀行一點關切；但因為他們也沒犯法，只能讓市場淘汰他們。
我祈禱台灣過去 30 年的產業問題，能夠用未來的 10 年在幾次社會陣痛下挺過。
如果你是總統，你會怎麼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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