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式培訓是法官離譜判決的根源

「前行政院祕書長林益世向中鋼廠商索賄涉貪案」一審判決被法院「輕輕」放下後，「辦（國民）黨證了沒？」這一句極盡揶揄的問候，開始在網路流傳，顯見人民對此判決的驚愕及無奈。

台北地方法院判定林益世並未構成貪汙罪名，而改依恐嚇得利罪、財產來源不明罪輕判七年四個月，主要理由是認為中鋼、中聯資為「民營企業」；這樣的認定，與社會大眾的「正常認知」實在相差甚遠。

說是「正常認知」絕不為過，只要稍微分析中鋼董事會的組成輪廓，就能得到再清楚不過的結論：這家公司，官方具有絕對的影響力。

姑且不論中鋼董事長全由官派的事實，單從目前這一任期的中鋼董事會名單觀察，十一席董事中，除三位獨立董事及一位代表中鋼工會的董事外，其他有三席董事（含董事長）為經濟部法人代表，其餘四席董事則分別為景裕國際、高瑞投資、群裕投資及鴻高投資的法人代表；這四家公司背後的大股東同樣為中鋼的轉投資公司，顯然，官方的確掌控中鋼董事會逾半的席次，若這樣還要硬說中鋼是沒有「政府干預」的民營企業，能接受者恐怕少之又少。

現任中鋼董事長鄒若齊，為經濟部法人代表。(攝影．陳俊銘)

問題根源一 封建培訓恐扭曲法官人格

掌有「生殺之權」的法官，照理說應該是正義的化身，那麼，究竟為何近年來不斷出現與社會大眾「正常認知」明顯脫節的解讀觀點，進而做出讓民眾跌破眼鏡的判決？

對此，前政治大學法學院院長、目前為政大法律系教授的陳惠馨感慨地說，法官本身沒有問題，問題根源其實在於法官的培訓制度。極度封建的培訓過程，養成法官「只看法條、不食人間煙火」的結果。

首先，這些用盡畢生努力「一舉高中」的「準法官或準檢察官」們，都得全部移訓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原司法官訓練所）。在兩年的培訓期間，每周一到周五從早到晚八小時滿滿的課程，幾乎毫無喘息空間，甚至還安排二到三位隨班導師，晚上陪同這些準司法官們復習功課。

此外，亦有規定上課時嚴禁開啟手機；每日排定值日生，上、下課時帶領學員「鼓掌迎送」老師，不得在餐廳之外的地方吃東西……，「這簡直比小學生還不如，對於培養法官的獨立人格，絕對是幫倒忙。」

陳惠馨認為，法官必須要有獨立的人格與思考能力，但為期兩年集中營式的教育訓練，形同是在扼殺法官的獨立思考空間。
曾經到司法官訓練所演講的陳惠馨，記得當時詢問台下學員，「覺得自己是自由的請舉手。」沒想到只有兩位「未來的司法官」敢舉手，「這很明顯是哪裡出了問題」。

不只如此，陳惠馨繼續說道，培訓期間的平日晚上還有宵禁（除周三、五外，晚上十點前須返所），等於將來要保障人民權利的法官，從一開始，自己的人權即遭受「傷害」。經過如此封閉的兩年培訓，即使再優秀的法官，其人格都可能會在不自覺的情況下遭到扭曲。

從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網站的教育內容中，可看到學員在短短兩年所要學習的專業，從基礎的案件如何偵辦、審理、處理流程，到跨領域的專業，如財經法規、消費者法、環境法規、土地法規等，甚至於法醫實務、交通事故鑑定、測謊技術、ＤＮＡ採證、電腦網路犯罪、商業會計查帳技巧，以及醫療糾紛實務等課程，幾乎無所不包。

在這些專業課程之外，被視為「法官搖籃」的司法官學院，當然不會輕忽法官人格培養的重要性，所以可看到弱勢族群關懷、藝文音樂欣賞、體育康樂活動等提升人文素養的課程，亦羅列於教育內容之中。

▲點擊圖片放大

問題根源二 法官、檢察官應分開受訓

然而，曾經就有同學私下向陳惠馨透露，這裡所謂的人文素養課程，就是「寫寫書法，或到故宮參觀」，這不禁讓陳惠馨感到荒謬；更讓她感到痛心的是，當年優秀學生原來懷抱的正義與批判精神，都在這「看似完整、實為不合宜」的課程中，被消耗殆盡。

如果，連法官本身都變得不敢反抗「不合理」，更遑論法官能夠藉由練習書法，培養獨立人格與社會關懷了。

除了培訓方式不當之外，在學者眼中，目前將法官與檢察官一起受訓的作法，也有進一步的檢討空間。

「台灣將法官與檢察官統稱為司法官，這是相當含糊的用語，其實，兩者的職責與扮演角色大不相同，擺明就不適合在一起受訓。」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主任高榮志直言。

陳惠馨亦強調：「從一開始，法官與檢察官就應該要分開養成，否則，在行政體系下受訓的法官，很難培養獨立人格與批判思考。」

若說法官的審判權之於司法權，檢察官的偵查權則之於行政權，說白話一點，檢察官的上級為法務部，一般是代表「國家」的立場，進行訴訟；法官則屬於獨立個體，在案件中扮演「沒有立場」的第三方，然後根據對案情的掌握程度做客觀的最後判決，因而若把這兩者一同培訓，顯然不妥。

此外，年輕法官人生閱歷不足，同樣一直為人詬病。
二○一一年錄取司法官的七十一位考生中，有六十六位年齡不超過三十歲，這其中更有三十八位落於二十一歲到二十五歲年齡層。

問題根源三 年輕法官與社會嚴重脫節

「年輕法官肯定非常優秀，可是一旦優秀的人才進去當前的培訓環境，就很難有發揮個人資質的空間了。」因此，若從長遠考量，高榮志建議，政府應該取消法官「一試定終身」的任用制度，而改為從已有一定經驗的律師或檢察官裡面拔擢、遴選，「在廣泛接觸過人生，充分體會到社會各階層的困苦真實面後，與社會脫節的判決才可能愈來愈少。」

其實，二○一○年民間發起的「白玫瑰運動」，就已公開質疑部分「恐龍」法官明顯與社會脫節，未料這一次對「林益世案」的一審判決，法官的適任性再次受到挑戰，社會更浮現應該全面檢討的聲浪。

高榮志認為，政府至少要先做到法官與檢察官分開訓練，讓行政、司法不要再攪和在一塊，這樣才得以邁出司法改革的第一步。

至於短期內的解決之道，陳惠馨建議，在面對社會極為關注且有所期待的重大事件時，政府應該要設立新的機制，讓法官能夠擁有其他管道了解案發始末與全貌。

若沒有這樣的機制，要在面對龐大的壓力下，又必須謹慎接觸外界資訊，法官自然會選擇在法條的字裡行間中尋求最佳解答，如此反而可能忽略較為貼近事實的聲音。

「法律的生命不在邏輯，而在於經驗。」這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的名言；再看台灣的法官養成，從「一試定終身」的任用制度，到嚴格幾乎禁絕對外接觸的培訓課程，似乎反而是把「社會經驗」當成法官禁忌一般。

這樣的法官養成制度下，「與社會脫節」的判決只會愈來愈多，而民眾對司法的信賴與敬重，恐怕就愈來愈少了。
 

▲點擊圖片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