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政治司法腐敗 三星要負很大責任

三月的韓國南部城市光州，已經透出些許暖意。樹木上的嫩葉紛紛冒出頭來，較之北方大都會首爾，提早預告著春天即將來臨。

李健熙在自家豪宅內做決策

光州市政府教育廳樸實無華的辦公室裡，一位五十五歲的中年大叔在狹窄的空間正埋首辦公，疲態的眼神加上大嗓門呼喝下屬的模樣，乍看與韓國一般的中年上班族無異。如果沒有特別介紹的話，鮮少人會知道他就是曾經起訴韓國前總統全斗煥，而且揭發三星集團諸多不法情事，讓董事長李健熙坐立難安的《三星內幕》一書作者金勇澈。

金勇澈的人生，宛如一齣劇情峰迴路轉的連續劇。一九九五年，他因起訴前總統全斗煥，成為家喻戶曉的司法英雄。九七年辭去檢察官公職後，金勇澈被延攬進三星集團任職，成為一位年收入高達十億韓元(約新台幣二千六百萬元)的企業精英。○七年他挺身而出，揭發三星集團賄賂司法人員以及非法政治獻金醜聞，被三星跟監，導致他四處躲藏，一度以汽車旅館為家，淪落成在麵包店打工的落魄中年人。

因為他寫《三星內幕》一書，引起社會震撼，在輿論的壓力下，韓國司法當局也被迫組成特別小組，開始調查三星種種不法情事。金勇澈首度接受《今周刊》專訪，淡然地說：「現在的我只是光州市政府教育廳一個監察人(類似台灣的政風職位)，專門調查校長與老師有無不法行為！」「以前的種種都過去了，離開三星後，之前所賺的錢因為亂花，所剩無多，婚姻也觸礁了，現在一個人住，下班後最大的嗜好就是聽古典樂。」

「打好關係」蓄意經營收買賄賂網絡

金勇澈所任職的三星部門，是素有三星集團董事長(會長)李健熙「錦衣衛」之稱的會長祕書室（現改名為未來戰略室），歷任法務及財務兩個最核心單位的高級顧問職務。他說：「在三星工作七年多，從未在總公司看過李健熙，李在鎔(李健熙長子，第三代接班人)辦公室倒是去過幾次。」「據我了解，李健熙不在首爾江南區的總公司上班，大部分的決策與會議，都是在他自己的豪宅舉行。」

任職三星集團七年多的時間內，金勇澈主要的工作是與韓國司法部門「打好關係」。他說：「高爾夫球場幾乎成我的辦公室了，三星高層想要約那位法官或檢察官，我就透過以前任職檢察官的人脈，或在大學法律系學長、學弟的關係，找他們出來打球以及吃喝玩樂！」「不管是約出來吃飯、幫他們付球場費或度假費用，全部用公司信用卡刷卡支付，這就是我在祕書室法務組的工作！」

金勇澈接著說：「別看這種『工作』都在玩樂，可是忙碌得很。每天早上七點一進辦公室後就開始預約高爾夫、一場一場的飯局或酒攤，經常要到深夜結束才能回家休息。」「過度交際應酬的我，高血壓、高血脂、糖尿病、肝功能異常、高膽固醇等慢性疾病都有，即使已經離開三星快八年了，我仍每天吃藥控制病情。」

三星集團管理以富有遠見以及嚴謹著稱，即使是在灰色地帶如政治、稅務、司法、媒體等關鍵人脈的「公關」上，也透著「一絲不茍」的強烈風格！金勇澈指出，由於列入「管理」的人脈人數太過龐大，三星還會進行先後順序的「管理」。以他最熟悉的司法界而言，退休或離職的法官或檢察官，三星會針對是否有機會更上一層樓，擔任部長、國會議員或大法官的可能性來排序，進行有計畫的「打關係」。

金勇澈進一步指出，地位宛如帝王般的李健熙，對公關與遊說活動非常地重視，因為他認為公關與遊說是「花小錢賺大錢」的最佳投資之一。在李的指示下，三星還進行所謂的「感動式公關」，把想遊說的對象，如結婚紀念日、小孩生日等打聽得一清二楚，日子一到，鮮花及名貴紅酒送到家，令對方「感動莫名」。

金勇澈說，與起訴前總統全斗煥(一度被法官判死刑，九七年被特赦)相較，要把李健熙的不法行為定罪可能更加困難。他解釋：「三星集團為了鞏固既得利益，並持續獲取更多利益，蓄意經營龐大收買賄賂網絡，以及為了賄賂所隱藏起來的祕密資金規模，絕對是亞洲企業第一名！」「韓國政治與司法沉淪墮落，三星要負起最大的責任！」

事實上，三星李健熙家族的司法爭議層出不窮。最轟動的案件是○八年李健熙被檢方控瀆職、逃稅、背信等而被法官定罪，僅隔一年，前總統李明博卻以須藉李健熙之力協助舉辦冬季奧運為由給予特赦。一二年，李健熙兄姊控告李侵占父親李秉喆遺產，也獲法院判李健熙勝訴。

「三星第一」光環下 有許多失敗的投資案

金勇澈還說：「韓國社會過度把李健熙經營事蹟神格化，對三星集團的未來未必是好事。」金勇澈指出，李健熙本人不僅愛用名牌，也渴望擁有名牌企業，因此鼓勵集團積極蒐購名牌企業，但很多因過於衝動，加上下屬刻意逢迎拍馬，因欠缺縝密的規畫而以失敗收場。

金勇澈在結構調整本部任職時就處理過祿來（Rollie）的轉售事件。他指出，李健熙喜歡蒐集名錶，九五年指示三星科技（Samsung Techwin）以一千億韓元蒐購德國光學廠祿來，冀望以祿來的光學技術進軍鐘錶業。然而，祿來的發音與瑞士鐘錶巨擘勞力士（Rolex）過於接近，引起後者提告並獲得勝訴。後來祿來生產的錶只能在韓國販售，很多國家均禁售。加上，蒐購祿來後許多核心技術人員離職，最後落得以一百萬韓元廉價轉讓的下場。還有李健熙因為個人嗜好一意孤行想進軍高級音響業，於九七年推出「帝王音響」（Emperor），但由於一組售價數千萬韓元，正值亞洲金融危機的韓國，根本乏人問津。

金勇澈揭發三星賄賂及祕密資金黑幕，令李健熙坐立難安。(攝影/林煒凱)

事實上，在「三星第一」的光環下，李健熙有許多失敗收場的投資案，只是較少人提起而已。對韓國社會衝擊最大的，當屬三星汽車以及三星商用車的破產。

李健熙一九八七年出任三星集團董事長第一年就決定進軍汽車業，當時遭到許多老臣以韓國汽車產能過剩為由反對。但在其一意孤行積極謀畫下，三星汽車於九五年正式成軍，但不過四年的時間即宣告破產。金勇澈批評，三星汽車最後無力支付高達二十一億美元的債務，而債權人大多是韓國金融機構，這形同是韓國納稅人為李健熙經營不當所付出的慘痛代價買單。

至於李健熙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七．四制」改革(早上七點上班，下午四點下班)，親身經歷過的金勇澈指出，早上七點上班，無法與公家機關或其他多數公司行號的時間配合，導致公司內部怨聲載道，員工要在下午四點下班根本不可能，結果實施了十年就廢止了。他批評「七．四制」是李健熙沒有考慮到現實狀況下，最失敗的改革之一。

財閥壯大 小百姓苦哈哈

三星的成功，以及在海外市場揚眉吐氣，讓韓國人民深感驕傲。然而，以三星為首的韓國大財閥成功背後，到底對社會帶來多少實質益處以及副作用？首爾大學社會系教授張慶燮提供了一個發人深省的觀點。

張慶燮指出，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雖給韓國經濟帶來嚴重危機，但同時也是大財閥脫胎換骨的轉捩點。韓國政府接受國際貨幣基金（ＩＭＦ）金援後，在極短的時間內實施開放外資的改革。

九七年前，單一外資最多僅能持有韓國企業股權七％，所有外資的持股上限則是二六％，ＩＭＦ金援後，外資投資韓國企業上限取消，而當時韓國股價極為便宜，外資大舉進入韓國股市，外資持股比率快速躥升。

張慶燮以三星電子為例，如果加上不能投票的特別股，外資對三星電子持股比重達六○％，但事實上，持有三星電子的韓國國內法人(投信及壽險公司)，外資參股也相當高，若把這部分加上去，外資直接與間接對三星電子持股比重，將逼近八○％。張慶燮說：「從股權角度，三星電子基本上已是外國公司，過去十幾年來，三星的壯大成長，也反映在市值迅猛地增加上。顯然，這個好處主要是外國投資人享受到了！」

張慶燮進一步分析，近幾年來，在三星與現代等出口導向的大財閥壓力下，韓元巨幅貶值，是導致韓國物價節節升高的最大元凶(在首爾市的星巴克喝一杯大杯拿鐵，約需新台幣一八○元，是台北市的一．七倍)。

張慶燮說：「能在三星或現代上班，固然可享高薪，但別忘了，韓國中小企業仍雇用了近八○％的勞動力，在大企業上班相對是少數，但大企業的擴張如八爪章魚伸進各領域。相對之下，中小企業生存空間日益艱困！」「韓國所得呈兩極化，大企業員工吃香喝辣，受雇於中小企業的則苦哈哈！」

金勇澈說：「人民對三星這種大財閥不滿聲浪日益升高，但財閥與政治勾結太深了，完全無法對政府抱什麼改革期望。」「只有寄望民眾能認清事實，不能再放任大財閥恣意地把觸角伸進更多領域， 否則大多數人民的日子將愈來愈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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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上班族把工作看得比生命重要

許多像高東岷被大企業裁掉的員工，都很難再找到工作。(攝影/林煒凱)

到韓國採訪時，在首爾市政府附近剛好遇到有人在示威抗議。趨前了解，原來是韓國雙龍汽車於二○○九年時將一條汽車生產線移往中國上海，裁員國內三千名員工所引起的。

三十九歲的高東岷也在抗議之列，他原本是雙龍汽車生產線組裝員。雙龍裁員時，他與許多同事不願接受資遣條件，選擇走上抗議之路。高東岷說，○九年迄今，被裁的三千名員工已有十一人自殺身亡，三十幾人得重度憂鬱症。至於他則是已經投遞了數百封履歷仍無法找到工作。「這三年多來，老本花完了，只有靠著賣房子的錢來過生活，抗議時，民眾也會捐錢，作為員工生活基金。」

首爾大學社會系教授張慶燮說，許多韓國人把工作看得比生命還重要，如果丟了工作，叫他們去屈就職位更低或更低薪的工作很困難，叫他們去創業或擺路邊攤更難上加難。韓國失業率為三．八％，在ＯＥＣＤ（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屬偏低水準，也比台灣低，但「如果把放棄找工作的人算進去的話，狀況可能就很不一樣了！」張慶燮說。

首爾市的晚上十一點多了，許多辦公大廈仍燈火通明，據向當地民眾詢問，幾乎都是加班族還在挑燈夜戰，韓國上班族的拚勁的確值得台灣效法。不過，在生命的韌性與生活的幸福感上，台灣應該遠遠超過韓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