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產不明罪」應盡速完成立法

吵了十年的「公職人員財產來源不明罪」，在陳水扁海外洗錢醜聞曝光後，終於出現了完成立法的機會。

過去民進黨以改革做號召，持續推動財產來源不明罪的立法，但掌握國會多數的國民黨則一再杯葛；等到國務機要費案爆發，藍軍倒過來提案要讓綠營難看，這時輪到執政的民進黨內閣跑出來阻擋。如果法案真的通過且溯及既往，固然可能修理到陳水扁，諸如像蕭萬長、宋楚瑜這種子女擁有豪宅的一堆藍營舊高官，恐怕也逃不過法律制裁，因此發生了國會多數黨立委提案，黨團支持，法案卻通不過的怪現象。

現在陳水扁洗錢事件曝光，形成的民意風暴終於使藍綠雙方都不得不硬著頭皮假戲真做。

公務員貪瀆危及正義

過去國民黨反對財產來源不明罪立法，理由倒也冠冕堂皇。早在十八世紀，歐洲啟蒙思想家為了維護人權，主張法官判案應本「無罪推定的原則」，認為被告犯罪的舉證責任由檢察官承擔，這種思想現在各國立法時被普遍採納；聯合國於一九四八年通過世界人權宣言，更強調這種精神是普世價值。

當年國民黨人權紀錄乏善可陳，戒嚴三十八年更是世界級笑話，一九九○年代初期，右手握著海外黑名單、捉台獨去關；左手高舉人權主張，阻止公職人員財產來源不明罪立法，當然是可笑的。

啟蒙思想人權理念的要義是保護國民不受公權力不當侵犯，由於公務員也具有國民身分，因此也一樣適用法律的人權保障；只是公務員雖也是國民 ，卻更是行使國家公權力的人，一旦既利用權力貪贓枉法，且利用公權一手遮天吃案，正義將嚴重受害。於是一九七六年後，各國由美國起頭，展開一系列陽光法案的立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在財產上，公務員必須一定程度地放棄一般人民享有的普遍人權，例如候選人接受政治獻金必須受限制，不能如一般人民有自由地接受財務贈與，並且財產必須申報公開，不能享有財產隱私權等等。

不過西方先進國家的陽光法案，迄今一直守住「一旦涉案無罪推定」的原則，並無財產來源不明罪的立法。原因是他們既在人權上較上軌道，社會的強烈道德感又使官員的清廉程度較無問題，有這樣的條件，他們就不必去觸犯無罪推定的原則。

聯合國立法打擊貪腐

然而，在新興或落後國家，官員貪瀆經常惡形惡狀，社會認為需要對官員採取特別規範。因此很諷刺地，就在聯合國通過人權公約規定無罪推定原則的一九四八年前後，香港、巴基斯坦、印度都通過了財產來源不明罪立法，雙方簡直互唱反調。此後，一些後進國家，如馬來西亞、汶萊、尼日、埃及、新加坡、中國等十多個國家也陸續跟進立法。

由於許多國家政府官員貪瀆太過離譜，在全球化之後，又與跨國犯罪勾結，衝擊日趨嚴重，於是在一九四八年通過人權公約的聯合國，在一九九○年預防犯罪的會議上通過決議，建議各國立法規定財產來源不明罪。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前後，聯合國認為跨國犯罪的串聯，對各國社會安定、民主政治、自由貿易、公平競爭、國際安全都造成巨大威脅，決定制定反腐敗的國際公約，二○○三年《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於是通過。

在這公約中，有許多與扁案有關的規定，首先是規定了訴追貪腐行為的國際合作，這也是扁案國際洗錢曝光的重要背景。其次，罪行認定上採用「推定與舉證責任倒置」的原則規定財產來源不明罪，此外還有資產追回罪、完善引渡等等。

由此可見，扁的海外洗錢已處處涉嫌觸犯聯合國規定的「萬國公罪」，處境很困窘。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認定是「公職人員的資產增加或花費，本人無法以其合法收入做合理解釋」，目前在國會立委的提案內大體都依據公約精神，但採取兩種立法途徑，一是沿用香港、中國作法，直接採用公約的文字，且針對台灣盛行人頭的習慣，擴張適用於公務員的親屬和財產往來頻繁的關係人；另一途徑則針對我國既有法體系，使財產來源不明罪和財產申報法銜接（中國雖早已有財產來源不明罪，卻遲未有財產申報制）。將來實際立法時，似可以將兩類方案加以融合。

是否追溯既往為最大爭議

官員一旦貪腐，依各國現行法律都不易定罪，如賄賂罪，雙方資金往來不易追查，更可能濫用公權力湮滅證據，而縱使被發現，行賄的對價關係仍不易確立。因此我國陽光法案雖已洋洋灑灑，但缺財產來源不明罪，「財產申報法」和「政治獻金法」都成了沒有牙齒的老虎。

至於財產來源不明罪立法，是否就能杜絕貪腐，各國大有不同。香港效果極為顯著，和新加坡清廉度都領先日本，名 列亞洲前茅；中國、印度則惡名昭彰。

就人權法治的角度，財產來源不明罪的立法，並不是國家光彩的事，但對落後國家來說，則成必要之惡，若能像香港、新加坡等有其他條件配合，防貪效果卓著。

最後，最大的爭執將是法律是否溯及既往的問題，若不溯及，則藍綠雙方很多人將為扁或宋、蕭等可以脫身而極度憤慨；但若溯及，則造成的政局動盪將遠大於特別費案。依社會安定和法治精神來說，宜採香港的作法，對既往一律赦免，對未來嚴予追懲，當然這一來，對扁案只好僅依舊有的貪汙罪進行犯罪要件的訴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