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家主席胡錦濤的大力推動下，中國的實驗室以驚人的速度崛起，不讓它衝勁十足的工廠專美於前，跨國業者正爭相進駐，以謀科技創新。
胡錦濤推動中國創新年
今年是中國的創新年。在國家主席胡錦濤領導下，中國政府對境內業者耳提面命，要他們除工廠以外，還要重視實驗室，使中國產業更上一層樓。為實現這項目標，北京已經做出增資保證。九○年代末期，中國的研發開支僅占國內生產毛額不到一％。這個數字現在增為一‧五％，但胡錦濤要求，在二○二○年以前要增到二‧五％；換言之，屆時中國每年要在研發項下開支一一五○億美元。倫敦顧問公司「WhatIf」上海負責人丹‧高史東（Dan Goldstone）說，「從政府到個人，每個人都認清（中國人）需要創新。」
外國與中國本地的公司都在因應這項挑戰。從晶片製造業者英特爾（Intel）與搜尋巨廠Google，到阿斯特捷利康與陶氏化學（Dow Chemical），跨國業者也紛紛將投入中國的研發資金加碼。中國電腦製造業者聯想集團，與電信裝備巨廠華為技術，正大舉斥資研發尖端科技。奇瑞汽車等製造業者也聘了一流工程師，設計夠酷的新車款。
中國的新興生物科技業者，開始為病患提供在西方或不存在，或遭禁用的實驗療法。舉例說，深圳Beike生技公司，為病患植入成人幹細胞，以治療孤獨症、葛雷克氏症（俗稱漸凍人症），與中風等病症。現任Beike董事長胡新（譯音，現年三十九歲，畢業於貴陽醫學院，先在瑞典拿到博士學位，之後到加拿大卑詩大學進行博士後研究）說，這類研究在國外有些地方遭禁，「中國政府卻全面鼓吹。我們的最大優勢就在這裡。」
當然，中國還有漫漫長路要走。中國人雖然發明了火藥、紙與指南針，但自清朝國力式微以降，中國在發明創造上的地位，不僅落後西方諸國，也趕不上日本與南韓等亞洲鄰國。
在許多西方人眼中，中國人雖長於製造，但就創意而言，遠非Infosys科技（軟體服務供應商）與蘭伯西實驗室（Ranbaxy Laboratories）這類印度業者的對手。
更糟的是，中國公司往往遭西方競爭對手貼上抄襲標籤。思科系統（Cisco Systems）於二○○二年控告華為竊取它的路由器科技，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則在二○○四年控告奇瑞的「QQ車」是抄襲通用的設計，都是例子。
此外，中國的學校一般而言，都教不出企業需要的人才。荷蘭大廠皇家飛利浦電子（Royal Philips Electronics）亞太區科技長法蘭斯‧蓋達努斯（Frans Geidanus）說，「中國大學一般不鼓勵學生主動創新。他們學習事實，但不學如何創新。」
不過，中國改革的腳步正在加速。根據世界智慧財產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十月十六日發表的數字，在二○○四年（有統計數字可查的最新年份），中國有十三萬件專利申請，占全球第五位。這數字儘管較第一名的日本（四十五萬件）與第二名的美國（四十萬三千件）仍然相去甚遠，但已是中國一九九五年申請件數的六倍。
看好中國前景的人士認為，中國可以順利完成經濟轉型。已經在北京網路公司「千橡互動集團」身上投資了四千八百萬美元的美國私募基金公司General Atlantic Partners香港負責人文斯‧范（Vince Feng）說，中國大陸遲早都會成為創意中心。
他以英國、美國與日本為例，說明歷史站在中國這一邊：「每當製造業在一個國家立足，創意總是應運而興。製造業已經移入中國，而且根基鞏固。」
Tal成衣公司的例子，適足以凸顯製造與創意間的關係。這家香港成衣廠在大陸進行生產與研發，五十年來一直做得很好。但面對今天激烈競爭的情勢，為求生存，這家市值七億二千萬美元的公司推出棉質喀什米爾、可洗羊毛等新布料，還與一家大陸業者合作，研發新產品所需用的材質。
Tal總經理哈利‧李（譯音）說，「做成衣涉及的科學，比你想像的多得多。」
禽流感替中國帶來研發商機
中國面對的醫療難題，對創意也有推波助瀾之功。中國疫苗領先廠商、北京Sinovac生技公司的四十二歲創辦人應維東（譯音）說，中國是一些致命性病毒的溫床，這使中國人非有創意不可。
應維東生長於唐山，一九八○年代在中國疾病管制中心擔任醫生，並且於一九九二年成功研發中國第一種Ａ型肝炎疫苗，在二○○三年SARS猖獗之際，它的科學家也曾協助其他中國研究人員研製對抗SARS的疫苗。應維東說，「面對肝炎時，可供我們參考的資訊很多，但SARS是全新的經驗。我們連這種病毒的特性，或能否製造疫苗都不知道。」
這段經驗使Sinovac在研發禽流感疫苗的過程中更具信心。禽流感會不會擴及全球尚是未知數，但它在中國已經奪走十四條人命。應維東說，「如果SARS與禽流感在西方肆虐，大家會發現，找Sinovac才能解決問題。」
一旦禽流感擴散，中國的研發創意當能嘉惠外國，但中國科研人員已因與海外接觸日趨頻繁，而獲益匪淺。
以晶片設計公司Vimicro的創辦人約翰‧鄧（譯音）為例。他獲有柏克萊（Berkeley）加州大學博士學位，曾任職IBM。Vimicro的其他幾位主管，或擁有美國大學博士學位，或曾在美國工作。今天，這家成功的晶片設計業者與英特爾、微軟（Microsoft）與德州儀器（Texas Instruments）等，都有夥伴關係。
約翰‧鄧說，「你非得與新力（Sony）、惠普（Hewlett-Packard），以及IBM的人互動，才能確保你的創意真正是尖端科技。」
中國的大學也獲得跨國業者援手。不久以前，苦於經費短缺的大學教授們，往往被迫棄學界而投身商界，也就是所謂的「下海」。
外資流入學術界
清華大學計算機科技系副教授陶林宓（譯音）說，現在沒有這種必要了。他目前與北京英特爾研究中心的工程師共事，與附近法國電信（France Telecom）以及日本電氣（NEC）經營的幾處研發中心也有合作關係。他說很開心能看見其他人的加入，「Google的研究中心就開在我們大門外。更多研究機構，對我們而言，就是更多經費。」
他說，若沒有這些外資，他的工作不可能有如此進展，「五年前，我們一般只在中文刊物上發表研究報告，現在我們的成果出現在國際刊物上。」
中國知識工作者能夠思考得更有創意，西方公司功不可沒。以諾基亞（Nokia）為例，這家公司就對中國工程師的依靠愈來愈深。
這家芬蘭電話製造業者，在全球僅有四處手機研發實驗室，北京產品創意中心就是其中之一。
中心負責人史蒂芬‧馬契爾（Steven P. Marcher）說，在一開始，工作很難推動，中國工程師非常優秀，但面對強調創新的企業文化，他們顯得無所適從，「他們總是依賴我，要我告訴他們該做些甚麼。」
馬契爾於是擬定一套培訓計畫，鼓勵諾基亞的北京經理們「自我思考」。文化障礙驚人龐大。
他說，「與中國公司相比，這是一種全新的思考方式。他們出身於一種官僚結構，來到我這裡，我卻完全授權團隊採取主控。」
北京創意中心去年推出四款諾基亞新型手機，都是馬契爾手下中國工程師的研發成果。他說，「我們破了各種紀錄，而且一切都出自北京手筆。」（By Bruce Einhor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