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年六月三日，大陸台研所副研究員王建民的文章，提到若大陸對台實施經濟封鎖，台灣經濟將在二個月內陷於癱瘓，他認為台灣禁不起經濟制裁，海島型經濟脆弱性明顯，禁不起大陸任何制裁，他同時舉出數據在此不描述。
台灣沒有「歷史移動」恐慌，也沒有「經濟移動」恐慌，王建民文章該論述的不是台灣經濟，他要憂傷的是中國經濟本身所即將面臨的「歷史移動」及「經濟移動」所可能帶給他們的毀滅性「社會移動」，在此以「歷史移動」及「經濟移動」兩個角度分析中國的困境。
從「歷史移動」分析，中國最怕的是農民暴動，公元一八四至二○七年，東漢和帝官吏貪污腐化，商賈強併土地，農民陷於生活不濟傷痛中，民間流傳：「髮如韭，剪復生；頭如雞，割如鳴。吏不必可畏，民不必可輕。」主要內容是何必害怕那些暴吏，說老百姓的命就不值錢。
張角以太平道及符咒替農民治病，在貧苦農民中宣揚平等思想，鼓動民眾起而抗暴，以頭戴黃巾，在中國「內外俱起、八州並發」，聲勢之浩大就如同歷史描述的：「旬日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公元二○七年，張角兄弟雖亡，十多萬農民全被屠殺，但這些義軍在河北犧牲所形成的哀傷，卻讓各地農民如雨後春筍般地開啟了中國「歷史移動」——農民暴動的首頁。
公元六一七年，隋煬帝兩次征伐高麗失敗後，各地農民如烽火般打擊官府富商，奪取大批錢財，蔓延之速以瓦崗軍首領翟讓、李密及後來開創唐朝的李淵、李世民父子所分別率領的農民義軍最為強大，李淵父子看到農民義軍愈打愈強，便於太原起兵，開官倉發糧給，公元六一八年，隋煬帝自盡，李淵以農民義軍為底，自稱皇帝，國號為唐，是為唐高祖，農民暴動翻動朝綱，這是「歷史移動」第二頁。
公元一六二八至一六五八年，農民義軍首領張獻忠、李自成危害明清王朝三十年，更為可怕，公元一六四四年，張獻忠、李自成率三十萬農民大軍，與吳三桂決戰山海關，吳三桂引清兵多爾袞入關，崇禎皇帝上吊自殺，歷時二七六年的明亡。這是農民義軍再次翻動朝綱的「歷史移動」。
而一八四○至一八六四年間，廣西洪秀全以拜上帝會為名，借基督教之名強調人生而自由平等，一八五四年於廣西桂田縣金田村起義，強調貧富均等，各地農民義軍蜂擁起義，一八六四年，洪秀全五十歲病逝，其十五歲幼子及東王李秀成被湘軍截殺，太平天國亡，朝廷雖然暫復平靜，但其動亂內涵——一八四○年鴉片戰爭失敗後，開放五口通商使外國商品大量侵入中國，使傳統農民家庭手工業崩潰，中小企業破產，在事隔一六四年後的今天，WTO（世界貿易組織）的進入，對非靠沿海經濟活動維生的將近十億人口的中國，其廣大農民的結構，在美國S&P 五百大中的八○％公司已踏入中國領土情況下，這樣的內容跟一八四○至一八六四年的太平天國動亂起因有哪些不同呢？
股市投資只要寧靜，就能理出自己清晰的投資思惟，「歷史移動」的故事，告訴讀者中國不足懼，它自己的「農民」與「西化」問題比誰都大。
再從「經濟移動」來看，一九九四年任教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克魯曼（Paul Krugman）在《美國外交事務雙月刊》的最後一期發表論文亞洲奇蹟的神話（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他認為經濟擴張是由兩項因素所組成的：一、投入成長驅動（input growth）：就業人數的成長、勞工學歷變高與實質資本的增加，但實質的狀況是員工有了較好的機器設備才使生產力增加，並不是員工本身的工作效率提高。二、生產力成長驅動（output growth）：每單位投入不變但產出增加（An increase in the output per unit of input）。
短期來講這成長也許出自於公司較好的經營管理或國家較好的經濟政策，但長期的進步來自於知識的增加，譬如說勞工生產力的增加是來自於勞工有系統的管理或員工擁有較多的知識。在經濟繁榮成長的過程中，最重要的是假使投入增加，但效率並無增加，最終將導致報酬遞減，「投入成長」驅動所帶來的成長，對經濟成長最後終將貢獻有限，惟有「生產力成長」趨動才能讓經濟持續成長。
所以他對當時的亞洲經濟都因快速成長而志得意滿時，他提出了亞洲成長主要都依賴「投入成長」驅動，而非「生產力成長」驅動，而由以往的歷史前例，這種繁榮將極為脆弱，一九九七年東南亞金融風暴，因外資的大量撤離而全面經濟崩潰，完全印證了克魯曼的論證。
「經濟移動」七年後的中國，其每創造一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國的四‧三倍，德法的七‧七倍，日本的十一‧五倍，而其消耗全球三一％的煤、三○％的鐵、二七％的銅、四○％的水泥，卻只創造不到全球四％的GDP（國內生產毛額，全球三十二兆美元，中國一‧二五兆美元）。這是最典型的「投入成長」驅動，它跟一九五○年代的蘇聯及一九九七年的東南亞諸國發展完全一樣，大部分來自於令人驚訝的資源移動（an astonishing mobilization of resources），不是效率增加。
中國十年來的成長大量採用凱因斯理論，政府大力介入干預經濟成長，但卻完全依靠引進的外資去架構它的經濟繁榮，幾乎是將「歷史移動」與「經濟移動」兩個幾近毀滅性的可怕內容，完全在同一個時間裡面發酵，中國已進入了「The prefect storm」，台灣沒有，目前全球經濟基本面七十年僅見地好，台灣可以準備穿越中國，出擊全球，相信政府，台股無慮，請投資者精準出擊，百困定當無慮。
公元六一七年，隋煬帝兩次征伐高麗失敗後，各地農民如烽火般打擊官府富商，奪取大批錢財，蔓延之速以瓦崗軍首領翟讓、李密及後來開創唐朝的李淵、李世民父子所分別率領的農民義軍最為強大，李淵父子看到農民義軍愈打愈強，便於太原起兵，開官倉發糧給，公元六一八年，隋煬帝自盡，李淵以農民義軍為底，自稱皇帝，國號為唐，是為唐高祖，農民暴動翻動朝綱，這是「歷史移動」第二頁。
公元一六二八至一六五八年，農民義軍首領張獻忠、李自成危害明清王朝三十年，更為可怕，公元一六四四年，張獻忠、李自成率三十萬農民大軍，與吳三桂決戰山海關，吳三桂引清兵多爾袞入關，崇禎皇帝上吊自殺，歷時二七六年的明亡。這是農民義軍再次翻動朝綱的「歷史移動」。
而一八四○至一八六四年間，廣西洪秀全以拜上帝會為名，借基督教之名強調人生而自由平等，一八五四年於廣西桂田縣金田村起義，強調貧富均等，各地農民義軍蜂擁起義，一八六四年，洪秀全五十歲病逝，其十五歲幼子及東王李秀成被湘軍截殺，太平天國亡，朝廷雖然暫復平靜，但其動亂內涵——一八四○年鴉片戰爭失敗後，開放五口通商使外國商品大量侵入中國，使傳統農民家庭手工業崩潰，中小企業破產，在事隔一六四年後的今天，WTO（世界貿易組織）的進入，對非靠沿海經濟活動維生的將近十億人口的中國，其廣大農民的結構，在美國S&P 五百大中的八○％公司已踏入中國領土情況下，這樣的內容跟一八四○至一八六四年的太平天國動亂起因有哪些不同呢？
股市投資只要寧靜，就能理出自己清晰的投資思惟，「歷史移動」的故事，告訴讀者中國不足懼，它自己的「農民」與「西化」問題比誰都大。
再從「經濟移動」來看，一九九四年任教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克魯曼（Paul Krugman）在《美國外交事務雙月刊》的最後一期發表論文亞洲奇蹟的神話（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他認為經濟擴張是由兩項因素所組成的：一、投入成長驅動（input growth）：就業人數的成長、勞工學歷變高與實質資本的增加，但實質的狀況是員工有了較好的機器設備才使生產力增加，並不是員工本身的工作效率提高。二、生產力成長驅動（output growth）：每單位投入不變但產出增加（An increase in the output per unit of input）。
短期來講這成長也許出自於公司較好的經營管理或國家較好的經濟政策，但長期的進步來自於知識的增加，譬如說勞工生產力的增加是來自於勞工有系統的管理或員工擁有較多的知識。在經濟繁榮成長的過程中，最重要的是假使投入增加，但效率並無增加，最終將導致報酬遞減，「投入成長」驅動所帶來的成長，對經濟成長最後終將貢獻有限，惟有「生產力成長」趨動才能讓經濟持續成長。
所以他對當時的亞洲經濟都因快速成長而志得意滿時，他提出了亞洲成長主要都依賴「投入成長」驅動，而非「生產力成長」驅動，而由以往的歷史前例，這種繁榮將極為脆弱，一九九七年東南亞金融風暴，因外資的大量撤離而全面經濟崩潰，完全印證了克魯曼的論證。
「經濟移動」七年後的中國，其每創造一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國的四‧三倍，德法的七‧七倍，日本的十一‧五倍，而其消耗全球三一％的煤、三○％的鐵、二七％的銅、四○％的水泥，卻只創造不到全球四％的GDP（國內生產毛額，全球三十二兆美元，中國一‧二五兆美元）。這是最典型的「投入成長」驅動，它跟一九五○年代的蘇聯及一九九七年的東南亞諸國發展完全一樣，大部分來自於令人驚訝的資源移動（an astonishing mobilization of resources），不是效率增加。
中國十年來的成長大量採用凱因斯理論，政府大力介入干預經濟成長，但卻完全依靠引進的外資去架構它的經濟繁榮，幾乎是將「歷史移動」與「經濟移動」兩個幾近毀滅性的可怕內容，完全在同一個時間裡面發酵，中國已進入了「The prefect storm」，台灣沒有，目前全球經濟基本面七十年僅見地好，台灣可以準備穿越中國，出擊全球，相信政府，台股無慮，請投資者精準出擊，百困定當無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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