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正名遊行前一天，行政院陸委會發表民調，約三分之二民眾認為台海兩岸直航應有條件地逐步開放，他們既不認同這是﹁一個國家的內部事務﹂，也不放心由一般民間團體代表政府進行直航談判；有五成八民眾主張直航應﹁慢慢來﹂，認為﹁愈快愈好﹂的只有一成九。
不過，如果不看民調，只接受新聞媒體，大概除了少數媒體例外，從新聞報導、評論到談話性節目，許多人得到的印象大致是多數民眾急切要求直航。上月就有一家媒體，刻意強調不設定條件及方式，有過半民眾支持直航。它既忽視民眾對直航條件及進度的主見，亦淡化多數公眾認定中國政府為直航主要障礙的事實，甚至渲染﹁台商盼望直航，幾如大旱之望雲霓﹂的部分利益者不識大體論調。
媒體與社會大眾脫節，不只反映在直航議題。行政院新聞局一個月前舉辦﹁社會對電視新聞的期盼﹂座談，引發社會公民團體與電視公司的一場唇槍舌劍。面對公民團體對於電視新聞及綜藝節目太過激情聳動的批評，業者以﹁社會氣氛﹂回應。換言之，業者堅持，在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只要有收視率，就代表社會有需求，這樣的新聞處理及節目即有存在的空間及道理。
引收視率為護身符，雖係電視業者的老套，卻使得任何自律與他律的外在期盼有如對牛彈琴。在惟收視率是問的心態中，不但光怪陸離的節目大行其道，來自專業及社會責任的批評都被視為不切實際的苛責，社會公器在此乃淪為只為私人謀求利益的工具。這種心態主導的媒體環境，當然是短視的，最終不免反過來傷害電視業者本身，對社會整體造成莫大的負面效應，公民團體的著眼正是由此而發。
借用經濟學的角度看，電視業者惟收視率是問所帶來的惡果，是典型的外部性：不良節目導致公民團體關切的社會成本，業者不必承擔。更嚴重的是，台灣自媒體解禁十五年來的自由化過程，媒體市場分眾化日益明顯，包括廣受各方詬病的談話性節目，儘管最高收視率不到一％，只要有足夠的廣告支撐，即使被視為社會亂源，也無視社會責任而我行我素。
從而，分眾的外部成本，由社會整體承受，關心的公民團體從專業或倫理要求業者改善，在業者看來，都形同耳邊風。如此發展，媒體監督工作有如狗吠火車，輿論與民意脫節，分眾與大眾的利害分道揚鑣，都是必然的結果。
要改變這種不理想的現狀，經濟理論處理外部性的對策自可參考，也就是讓惟收視率是問的分眾媒體承擔其所產生的社會成本，這可分從管制措施及市場機能考量。在管制措施方面，近年透過立法，對於性侵害受害者，尤其是未成年者不受不當報導而遭二度傷害，已有實質進展。
有關廣告及電視節目的不良社會後果，也有廣電法律規範，包括罰則；只有出版品約束較少，連錯誤更正亦常不願為之。今後從立法著手，把誹謗除罪化，而加重民事責任也是可行之道，有助分眾的媒體承擔社會成本。
最根本的，公眾身為資訊的消費者，必須強調消費者主權。從而，由媒體識讀的了解媒體做起，主動打電話向媒體表示讚賞或不滿的意見，不只是關起門來罵電視或報紙，甚至採取關機、退報等動作，乃至於向不良節目的廣告主表達關切，都是資訊消費者可以積極採取的主權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