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最大的缺陷在於它可能產生「自由過剩」的社會，並因此遭逢危難。但民主卻有學習的機制，與箝制自由的威權體制不同。當發現自由過度濫用，社會安全已瀕臨危機，大家就會群起矯正弊害，挽救民主。
被杭亭頓教授評為「自由而混亂」、「腐敗的民主」的台灣，近十年來恰如其分地印證了杭氏的評語。
政黨惡鬥的亂象是如此，戒急用忍的亂象是如此，抗 SARS 的亂象也如此。以致連美國《新聞周刊》比較兩岸抗疫情況，都不得不質問：威權政府是否比民主政府更有效能？
答案是否定的。兩岸根本是站在不同的立足點上處理疫情。中國是只求效能，不管人命；是資源有限，城鄉之間無法一視同仁。台灣卻為人道而降低效能，為照顧底層的洗衣工及精神病人而不幸犧牲醫生護士。台灣是現代社會，中國是等級社會。
台灣的問題不出在民主體制，而在台灣是一個「自由過剩」的社會，守法觀念薄弱，民眾愛拚才會贏的僥倖心理強烈，自由與責任、權利與義務的平衡關係從未建立，自由與權利過度濫用。
一個成熟的自由社會，個人自由與社會責任平衡發展，「我為人人」才能「人人為我」，公德心是社會安全及個人福祉的最大保障，政府公權力只是最後一道防線。而「自由過剩」的社會剛好相反，公德心不受重視，政府公權力被視為保障社會安全及個人福祉的萬靈藥，任何變故發生，大家都把責任指向政府，並動輒點名要政府高官下台。
這種以「無限自由」放縱自己而以「萬能政府」責成公權力的態度，造成秩序與效能的雙重萎縮。 媒體可以隨便造謠，公權力卻束手無策。調撥 N95 口罩不力的衛生署官員被迫下台，攔截及竊盜口罩的公司、集團卻無人追究。違反隔離規定散播病毒的人未受公議，第一線醫護人員及其子女卻遭社區排斥。絕大多數人不只不曾在病毒大擴散的危機期扮演正義或救濟角色，還表現自私自利或雪上加霜。
「自由過剩」的社會流於自私自利，因為它是「秩序過剩」社會的變形產物。中國及過去台灣都屬於「秩序過剩」社會。這種社會壓制自由（獨立），強調秩序（服從），責任與義務無限上綱，自由與權利變成等級特權，社會風氣鼓勵追求特權。當「秩序過剩」的社會有一天突然走上民主，自由禁制解除，責任及義務也一併消失，只有特權化的自由與權利意識不斷膨脹，「自由過剩」的社會就出現了。
「自由過剩」的社會當然比「秩序過剩」的社會缺乏動員效能。但後者是否在整體效能上高於前者，卻有待商榷。民主本來就是優於威權的體制，在必須犧牲大量人命以達成效能，與降低效能以維護人道之間選擇，絕大多數自由人將寧願選擇人道。
每一種制度都有缺陷，民主的最大缺陷正在它可能產生「自由過剩」的社會，並因此遭逢危難。但民主卻有學習的機制，與壓制自由的威權體制不同。當愈來愈多人發現自由過度濫用，社會安全已瀕臨危境，沒有安全的自由與沒有自由的安全一樣不可忍受時，大家就會起而矯正弊害，挽救民主。就像後現代預言家鮑曼說的：「當自由在安全的祭壇上犧牲時，自由的光芒最為奪目。當安全在個人自由的神殿中犧牲時，安全即會奪走自由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