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銷壞帳愈快愈好、拖得愈久，代價愈高、金改可讓景氣回升……這些基本論調，真能有效解決台灣金融呆帳問題嗎？總統府國策顧問黃天麟要針對這些既定思惟，深入剖析，為台灣金融診脈。
「整頓問題金融機構，拖得愈久，代價愈高」、「打銷壞帳愈快愈好」、「完成金改提高資產品質，景氣即可回升」、「韓國劍及履及推動金改，成效有目共睹」，以上論述似乎已成當今探討台灣金融呆帳問題的基本論調。國際財務管理公司的駐台高幹這麼說，媒體、經濟學者隨之附和，國內財團的掌盤者無不齊聲呼應，這些人都深信金融呆帳問題不能再拖，即「解決銀行逾放，健全授信功能，經濟才能復甦」。
由於這一「既定思惟」已被我國財政官員所接受，且將其轉換成為政策，是故此時此地再來挑戰這一既定認知，是絕對吃力不討好的事。但是為了對知識之忠實，筆者還是決定鼓起勇氣，將觀察所得提出不同之看法就教於讀者。
高逾放是果而非其因 拖愈久代價愈高未必正確
第一，我們必須釐清銀行逾放是不是阻礙經濟復甦的禍首？一群國際禿鷹及學者常說「快速處理不良放款，銀行資產品質提高，景氣即可望回升」。對這一論點，我們實在不需再多費心血，只要看看中國，中國在銀行逾放高達三○％的情況下（標準普爾即認為已達五○％），不也正在謳歌世界最高的經濟成長率嗎？可見景氣能不能回升與逾放已否解決無直接的關聯，在一般場合下，逾放是景氣、政策或制度之果，而非其因。
其次我們也必須釐清金融逾放拖得愈久代價愈高的理論設定。國際禿鷹喜歡舉中興銀行為例，該行在民國八十九年四月被存保公司接管時逾放為三百一十五億元，二年半之後窟窿增加到逾八百億元，重建基金必須賠付給承接銀行的價碼一再提高，亦即拖得愈久，代價愈高。由表面觀察，禿鷹銀行之論點言之成理，但亦有其盲點。
從另一角度言，進駐已是處理問題金融的最斷然的方法，幾與勒令停業進行清理沒有兩樣，那麼以此種速戰速解的措施為何不能發揮止血的功效？若引用報上財政部的說法，存保接管以後，一筆放款也沒有增加，所增的逾放都是舊案。亦即形成中興銀八百一十七億元的逾放早在存保進駐之前即已貸放，並非拖的結果，亦即舊放款客戶因行方緊縮授信告貸無門財務惡化，或因五鬼搬運所留窟窿相繼顯現的結果。「逾放拖得愈久代價愈高」的因果關係在此案中並不盡然存在。
呆帳愈打愈多太過弔詭
平心而論，我國政府對銀行逾放問題並不是沒有注意到，受國際媒體之喧攘壓力下，財金當局早在八十七年即已宣布降低金融營業稅六成，勒令業者在四年內將逾放比降至二．五％以下。當時的逾放比率為三．七四％。
但弔詭的是，行庫呆帳從此愈打愈多。逾放比就像脫韁野馬，快速攀升，次年跳到四．四一％，八十九年再躍升為五．四七％，九十年底更高達七．七％，九十一年六月底半年打銷二千零七十一億元之後仍攀高至八．二八％，亦即三年多內整整增加了一倍，若再加上這三年多打銷的壞帳，其三級跳的速度確實驚人。
毅然犧牲稅收調降營業稅，勒令將逾放降低至二．五％，這一措施，以當時僅三．七四％的逾放比言，應該是相當積極的作為，應已符合「速戰速決的既定思惟」。那麼為什麼我國的金融逾放在銀行開始大舉打銷呆帳，努力催收之後，反而快速增加？其間的奧妙在哪裡？這才是值得我們深入探討的地方。
銀行有創造信用之功能──同理銀行亦會創造逾放
國際禿鷹將此現象解釋為銀行對「逾放之隱匿」，亦即本屬逾放的不良債權被銀行刻意隱藏的結果。此種說法因與單純的大眾思惟契合而易被認同。這也是當今銀行頓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原因。
但事實是否如此？如果此一現象只發生於幾家銀行，我們或可解釋為是對「逾放久隱匿」，但如果幾乎所有的銀行，國內、國外都發生同樣現象，即其認定應不可再適用此一單純的邏輯了。多年來困擾日本及台灣的逾放問題，明顯地屬於後者，其逾放問題是普遍性的，對此若仍然將其視為是對逾放之隱匿，即堅持的人可能出諸於對銀行授信本質的不甚了解。
大家都知道銀行經由對企業之授信，發揮創造信用、提升景氣之功能。但卻很少了解銀行同樣會對企業授信的緊縮，而具創造逾放的反經濟功能。而此反經濟功能在逾放問題成為社會關注的重大議題時會愈形顯著。
在正常的經濟環境下，授信（放款）是銀行獲利的主要來源，總行對分行的指令也是千篇一律要分行推展放款，此時銀行具提升景氣的功能。經過一段擴張時期之後，景氣下挫，逾放增加，但若逾放增加幅度尚在現在及將來存放利差可吸收之範圍內，銀行同樣會維持其正常營運，雖然會進一步加強徵信，授信政策趨向謹慎，但尚不至於緊縮，銀行仍然發揮信用仲介及創造之功能。
若此時外界因某種巧合或為特定商業利益將銀行逾放問題搬上台面，恣意拉高預測之逾放比率及逾放金額，並加以指責，政府主管機構也回應外界，嚴格規範逾放標準， 在社會上營造出對 NPL （不良放款）非即時解決不可的危機氣氛，即此時，銀行之授信政策自會急遽轉彎趨向嚴謹，在降低逾放比為最高政策的緊箍咒效應下，銀行授信人員對企業放款只好加緊收回。
此種雨天收傘動作，以個別銀行單位言，似是債權之確保，實是徒增企業之倒閉，加速銀行資產之惡化，發揮了銀行創造逾放之功能，促使逾放如脫韁之馬，滾雪球般地快速竄升，終使國際投資銀行的預言成真。此時的銀行逾放有一大部分是由社會之喧攘及銀行之自衛行為所創造出來的。
AMC 是解決逾放的功臣──還是價格的破壞者？
當銀行的經營者及金融當局受國際禿鷹的尖叫聲所顫慄，而使不良債權快速竄升的時候，資產管理公司（ AMC ）就會收購不良債權。 財政部也為此在八十九年的金融機構合併法中，給與 AMC 各種優惠，今年 AMC 終於成功地以低價攬下幾家銀行釋出的不良資產。雖然承受後不久，市場上銀拍、法拍、金拍早就成為當今房屋市場上的盛事，拍賣價也從此迭創近年的新低紀錄。
去年九月十四日在高雄舉辦的聯合拍賣會裡，創下每坪五．五萬元的低價，但此一跳樓價不久就在同年九月底的銀拍會以十四萬元標得一戶二十坪的房屋所刷新，一坪只值七千元。農地價格之下跌更是慘不忍睹，一甲農地只值四百萬元甚至以下者比比皆是。
有人說若 AMC 能將不良資產加以重新整理與改善後出售， 不但可以提升不動產市場產品的品質，更有促使房價從原先承受價格向上探索的潛力，所以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只是當銀行將不良資產出售給 AMC 時，以其偏低的折價來看，價格之破壞即已發生。
清除壞帳愈快愈好嗎？其成立的客觀條件
西方的投資銀行家經常警告我們應避免重蹈日本覆轍，因為日本一直缺乏解決銀行逾放的決心，導致日本經濟近年來的困境。他們要求我們師法韓國長痛不如短痛、大刀闊斧清除逾放，才能將危機化為轉機。
其實日本許多大銀行曾經也使出多次壯士斷腕之決心，一次打銷巨額呆帳，以求一勞永逸。無奈逾放一波下去一波又起，因為日本金融逾放之原因是日圓高漲，由一九八五年之二六○日圓升至現今之一二○日圓兌一美元，高估的日圓，使企業國際競爭力盡失，股市下跌，地價指數由一九九一年之三五○跌至二○○○年之九十六．一，日本國內財富縮水所帶來的經濟結構性問題，與一九九七年的韓國金融危機所處之經濟環境完全不同。
九五年韓國地產價格指數為一一四．三二，九六年為一一五．三九，九七年為一一五．七五，可見在發生金融危機之前，韓國的不動產價格仍呈溫和上升之局，其貨幣供給成長率在九五年為一五．五九％，九六年為一五．八三％，遠高於日本及我國。我國自九五年起 M2 年增率便已跌至個位數之下，九六年為九．一三％，去年只有三．五五％，日本在二○○一年更低只有三．三七％（）。
也就是說，韓國九七年的金融危機並不是因房地產價格下跌或財富慢性縮水經濟衰退所引爆，而日本則是。在房地產價格持續下跌財富萎縮而引發的金融逾放危機，其解決顯然不適於使用快刀斬亂麻速戰速決的處理方式。日本並不是沒有嘗試，只是每次都歸於失敗，反而增添其嚴重性。因之，西方禿鷹對日本的批評多少帶有「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驕傲。
其實美國處理八九年「儲蓄放款協會」金融危機之所以能成功，也是因為該危機非因房地財富之下跌所引發，與日本與我國之財富萎縮型金融逾放危機不同。美國「儲蓄放款協會」危機前的房屋價格指數是向上的，八七年為一五一．四四，八八年為一六○．八九，九○年為一七○．八，呈溫和上升之局，足可承受 AMC及 RTC 之開刀手術而不產生後遺症。 顯然地台灣也好，日本也一樣，「清除壞帳愈快愈好」的客觀條件並不存在。
病情不同其醫治的方法必不能一樣，在財富縮水的客觀環境下，除非財富已經縮到不能再縮，價格已低到不能再低，即快速清理呆帳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只會加速呆帳之增加。這也是過去日本屢試不靈的原因，此次小泉內閣金改之能否成功，必然端視日本之財富（房地、股票）是否已達到不能再低的底線，而其底線即受日幣之能否貶值有密切的關聯（日幣若貶五○％，即日本房地以美元表示之價格就會縮水五○％，使其迅速落底）。
我國也是一樣，二五八金改之能否如期達成，其關鍵並不在於金融重建基金的規模，而是我國的房地產及股票價值是否已落底而定。而其落底的價格水準又會受台幣匯率之水準及經濟是否已反轉提升的兩項要素所影響，絕非快速處理呆帳之功。換言之，如何快速振興經濟，錢留台灣，投資台灣優先，讓房地產價格止跌才是「真正而快速」解決銀行逾放問題的有效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