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一批記者、主播當選了。但是，這批記者、主播會不會跟他們的多數前輩一樣，當選後跟其他政客沒什麼差別，不但對台灣新聞自由沒有做出積極貢獻，反而一再玩弄媒體，甚至淪為「政媒兩棲動物」而反向傷害政治與媒體分際？
北高市議員選戰落幕後，台北市四位初次參選的媒體人當中，就有王育誠（親民黨、 前中視主播、現任東森 S 台《社會追緝令》主持人)、王欣儀（親民黨、前中天電視台主播)、戴錫欽（親民黨、前三立電視台主管)等三人順利當選，呂庭華（親民黨、前中時晚報、勁報大陸新聞中心主任)雖與高雄市唯一的媒體人陳英燦（台聯黨、民視台語主播)同遭落選命運，但媒體人的當選率仍超過五成以上。
如果加上連任成功的王浩（國民黨、前 TVBS 主播)、秦儷舫（前警廣主持人)、陳孋輝（前警廣記者)、吳世正（國民黨、前中視主播)、陳惠敏（國民黨、前華視主播)等人，台北市議會這幾年一口氣出現八位媒體人出身的市議員，比率不可謂不高。只是上屆選舉國民黨已打過「主播牌」，這回換由親民黨操弄而已。
坦白說，由於記者占有人脈寬廣、了解媒體操作優勢，主播更占有高知名度、口才便給、外貌出眾優勢，使得記者、主播參選往往「事半功倍」，在中間選民較多的都會型選區更容易脫穎而出。
不僅市議員選舉如此，早期聯合報出身的鍾榮吉、高惠宇、中國時報出身的吳敦義、陳學聖、沈智慧、主播出身的李慶安、盧秀燕等媒體人，也都曾參與立委選戰，顯示媒體人參選早已是台灣政壇一股趨勢。
然而，部分記者、主播在參選過程中濫用媒體優勢，當選後反向混淆政治與媒體分際，卻已讓媒體人參選風潮蒙上一層陰影。最近的例子是，王育誠不但在選舉期間仍主持《社會追緝令》（只在最後關頭請假)，當選後更表示將繼續主持下去，並且做為代表市民問政的重要一環。
王育誠沒有搞清楚（或是故意搞不清楚)的是，市議員的職責固然是監督市府，但媒體的職責是一併監督市府、市議員，對媒體來說，王育誠與市府都是被監督者。王育誠以議員身分主持有監督性質的電視節目（《社會追緝令》曾以突擊檢查公務員出勤狀況聞名)，不但對其他政治人物產生立足點的不平等，更無異於「球員兼裁判」，在相當程度上有逃避監督之嫌。
其實，記者、主播當選民代後，未必就會特別關心新聞自由。李慶安等立委雖有一定的問政口碑，但在新聞界高度重視的「政府資訊公開法」等傳播陽光法案，及刑法誹謗罪除罪化等方面，卻未見李慶安等媒體出身的立委大力投入。
而記者、主播成為政治人物後，也未必能夠秉持媒體人求真求實的特性。李慶安日前先入為主、偏信偏聽引爆的「涂醒哲舔耳烏龍案」，就與媒體人再三查證的專業精神大相逕庭。
總而言之，媒體人固然有轉換跑道的權利與優勢，但在參選過程中應該避免公器私用，當選後更應該避免混淆被監督者與監督者、政治與媒體的應有分際，如此才能累積樹立媒體人從政的典範，避免陷入媒體人參政的迷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