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大家都在談論，國家安全和新聞自由何者重要？我的看法，兩個都重要；而更重要的是，誰來監督執行國家安全的單位？媒體的新聞自由是不是無限上綱到沒有界線？
當然我們也必須承認，有很多事情如果一定要求走完所有的行政程序，恐怕到最後什麼也做不了。可是一旦彈性過了頭，又往往形成不同的災難，美國中央情報局（ CIA 〉 過去在這方面就令人印象深刻。
一九七○年代，CIA 策動暗殺智利民選總統，造成智利國內動盪，軍頭皮諾契掌握大權，大肆排除異己，殺了不少人，成為惡劣的劊子手。後來事件曝光，引起美國民間極度反感， 加上 CIA 其他狗屁倒灶的事情累積下來，在輿論的壓力下，美國政府便壓縮 CIA 的活動空間，並強迫其透明化； 程序一透明，能搞鬼的空間就少了很多。 於是 CIA 的主要任務便成為蒐集國際情勢，逐漸轉換成研究單位，從一個活躍海外的執行者，轉變為靜態的資料研究者，其間的變化不可說不大。
不過拜九一一事件之賜， 這半年來美國對 CIA 的態度有明顯改變，又開始給與較大的活動空間，甚至鼓勵 CIA 更積極參與國家安全事務； 部分政府高層甚至認為，如果 CIA 逮到這些恐怖分子， 根本不必經過審判，直接就地正法比較乾脆。
美國與阿富汗的戰爭已告結束，目前有幾百個戰俘被關在被美國占有近百年的古巴關塔那摩海軍基地中。當然戰俘與一般的嫌犯待遇不盡相同，但是根據國際公約，戰俘也享有一定的權利；不過美國說了，這批人不是戰俘，所以不適用戰俘的條款；可是如果他們不算戰俘，那就應該依照正常的司法程序來走，可是卻又不然。美國國防部高級官員表示，「我們會給他們應有的審判」；記者問道由誰來審判？官員說：「由我們來審；如果他們獲判無罪，還是得被關著。」這樣的態度彷彿又回到七三年以前目中無人的 CIA。
正規軍隊很難殲滅游擊隊，因為游擊隊不照兵法戰術行事，除非也用游擊戰術，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否則便達不到打擊的目的；所以打擊罪犯也要有彈性的作法，不過美國已經開始有脫離程序軌道的跡象。世界環境大為改變，過去雖然也有組織性的激進分子鬧事，但是現在卻由於通訊、網路、交通的發達，讓他們更方便聯繫、執行，連世貿大樓都炸垮了。這在十幾年前根本是做不到也想不到的事，所以遊戲規則也要跟著更新才行。
最近十年美國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全世界都知道美國是老大，不論在軍事、政治、經濟、科技、文化、語言，樣樣都是第一；過去至少還有蘇聯的武力三不五時會讓美國緊張一下，現在卻連個對手都找不到。在這種獨大的地位下，美國逐漸養成以為自己什麼都可以管、什麼都可以做的心態。
就這麼搞下去，進而變本加厲，終將引起其他國家及人民的反感，表面上是聽美國的話照著做，暗地裡則是想盡辦法扯後腿，或是聯合其他志同道合、有相同處境的國家，逮到機會就壓壓美國的氣焰。依照這樣的因果推論，美國竟然成了自己末日的製造者。
九一一引來許多國家的同情和縱容，美國把握這樣的同情乘機報復，也扳回一城；打贏阿富汗的後遺症還不大，因為大家都知道（或以為自己知道〉 阿富汗和賓拉登的關係密切，美國出兵阿富汗是為了賓拉登，以及解救陷入「水深火熱」的阿富汗人民。
幸運的是，美國打贏了；沒有人不喜歡和贏家作朋友，就算他不分紅給你，至少一時間不會找你麻煩。可是美國政府接著又揚言反恐戰爭還沒結束，下一個目標是布希口中的流氓國家：雙伊一韓｜｜伊朗、伊拉克和北韓。
為了這樣的目的，受到禁錮數十年的 CIA 也開始鬆綁，有如巨靈復活； 如果美國繼續這樣搞下去，將會形成反效果，多數國家會認為真正的大壞蛋其實就是美國自己。要知道，大家雖然喜歡贏家，但是卻會同情弱者。
所以美國一方面要反映新時代的需求，不能乖乖等到證據充足後，再來對付恐怖分子，要在第一時間立即反應回去，以收震懾之效；但是也要知道，一旦脫離程序正義過遠，將給其他國家批評的藉口，進而引來聯合國出面反制，屆時事情就鬧大了。更何況有些事情默默做就算了，可是理不直氣卻還要那麼壯，像拉大反恐戰線，大張旗鼓到處嚷嚷，那就實在太過分了。
台灣處在一個不正常的國際地位，算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又不被承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也不可能要求聯合國提供必要的保護與承諾；在這種特殊情況下，對國家安全的要求自然不能採取和西方國家一樣的標準。不過即使如此，很多不當的作法也很難自圓其說。從另個角度看，今天為了方便而跨出軌道一步，明天就會再多走一步，等走了好多步之後，會忽然發現：怎麼離原來的路線已經有一大段差距，這時要再回頭就得付出很大的代價。
證券金融產業也常面臨類似的考驗，除了要客觀地給與客戶投資建議，又常陷入聽到內線或發現不錯的投資標的，自己要不要投資，有時甚至還會恰巧碰到自己正好持有這檔股票的狀況。遇到這種事的首要原則，一定要先向你的長官報告，因為也許你自己很有職業道德，不會濫用這條消息或內線，但是如果你不報告，就沒有人知道你沒有利用職務之便圖利自己。向長官報告後，也許長官會禁止你繼續推薦這檔股票，或是要求你賣掉持股，不過不論如何處置，此刻的責任已不在你身上了。
在美國，CIA 有義務向國會報告其在海外的活動狀況，當然只有部分獲指定的人可以知道，而且必須保證所聽取的報告不得向外界透露。國會不同於一般機構，有權知道政府機關的情況； 過去因為 CIA 常常逾越分際，又未向國會報告，所以出事後的責任便由 CIA 一肩扛起，而且一扛便扛了二、三十年。
國家安全與媒體自由都很重要，重點是有沒有建立一個完善的程序正義。政府事務中，有很多事情當然不必讓媒體和老百姓知道，正如同狗仔隊不應該報導很多私人事務一樣；媒體自由有其限制，政府追求國家安全也有其限制。我想大家都會同意，不是每個人都有權利了解國家安全的內情與細節；然而我們可以不知道政府做了什麼，但是應該建立一套系統，讓我們知道有哪些人在監督政府的運作，而這些監督者卻不一定要說明他們聽到了什麼事。
不過台灣目前所碰到的，並不是該不該知道國家安全的問題，而是錢從哪裡來，又流向哪裡去的內情。我們可以討論要不要編列一筆特別預算給總統、國防部或國安局，且不過問這些單位要如何使用預算。這樣不但可以維持國安機構獨立、彈性的空間，而且對那些照規矩做事、沒亂Ａ錢的人，也是一種保障。
如果口口聲聲強調國家安全，卻盡做些超出界線、不受監督的事情，在美國，終將引起其他國家的聯合抵制；在台灣，國家安全繫於少數人士，卻不時傳出潛逃出境之事，這樣到底是保障國家安全，還是置國家於險境？
（谷月涵的電子信箱： mrtaiwan@mrtaiwan.com.tw， MrTaiwan.Com 的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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