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可能是因為情治單位競相爭功，可能是因為錯誤判斷，調查局弄出了獨台會事件，廖偉程等人短暫鋃鐺入獄。沒有想到的是，以肅殺氣氛起始的「末代叛亂案」 ，最後居然出人意表，把賴以抓人的刑法一百條，就此廢止，當時執行該案件的調查局副局長也為此「茫然」 地辭職，算是表達了抗議。
他們盤據了大量的平面媒體篇幅與電子媒體的時段。但此事最後卻跌破眾人眼鏡，導引出了電視改革的問題：究竟台灣政府是最大股東的台灣與中華這兩家無線電視公司，應該改為徹底私營，還是讓它們改頭換面，成為公集團的兩個電視，但在商業環境中，以企業方式營運？
贊成的人提出眾多論述，從網路資料、專案報告到簡明摺頁，以迄在報端說明，可說是使出了渾身解數，應有盡有。但處於後現代，話語一出，作者已死，又處於好壞資訊都一起爆炸的年代，贊成者這些深淺有別的講解，顯然距離獲得廣泛閱讀及了解的階段，還很遙遠。
比如，從本月十三、十五、十七及二十三日，新聞局長蘇正平四度，而行政院長張俊雄也鄭重背書的政策方向，指無論就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的競爭新形勢，或是就看齊國際規格與標準，協助兩台的變革，均以兩階段將二者納入公集團電視為宜。
可是，反對者不理會贊成者重複多次的說明，繼續提出台灣是個特殊奇怪的地方，暗示「公共領域」在福爾摩沙難以出頭，公集團之說，恐怕仍會等同於政府的頤指氣使。反對者又說，「國內究竟需要多少公共電視台？商業媒體就一定無法做出高品質節目嗎？」「財團有什麼不好？」
這些都是大哉問，雖然這些問題的提出，都顯示了提問者其實不肯或沒有機會好生對待贊成者的解釋。
第一，公共領域不是全有或全無的黑白問題。假使反對公集團電視之議的朋友也認同公共領域之價值，問題就有解答。我們無法通過公集團電視的構成，使台灣頃刻之間有了百分之百的公共領域，因為本來也就沒有這樣的實體。但若能朝這個方向改變，則因台灣政治權力的民主化有了進展、社會監督力量也有了成長，加上產權改變後的法律規範，則相對於台視、華視徹底私有化之後，很可能產生的大財團通好大政黨，並且又規避了社會監督，是有了比較多的條件，有利於廣電公共空間的營造。
總之，主張公集團電視的人是說，公媒體不必一定更具有黨派或政府傾向，私媒體反倒可以更加不為人察覺地、更加可以走避社會監督地、更加「名正言順」地，從而更加有效地支持特定意見或黨派及政府。
第二，公集團之議說的是，「未來」其下的(至少)三個電視頻道，內湖公視與現在相同，不播廣告，但台視、華視仍播廣告，在此前提下，後二者也就不是前者意義之下的公共電視台，而是一種公共產權，但商業的企業化經營，然後在符合效率運作之下所得之利潤，完全回饋節目製播的一種設計。
在此設計下，能否做出較「高品質節目」，取決於未來的市場結構，因此也就不是私媒體能與不能的問題，而是究竟是得有利潤，但利潤全部投入節目製作的公媒體，比較有機會、並且穩定持續地製作較俗雅共賞的節目，還是要利潤，並且要盡量將利潤歸入私口袋的媒體，較有機會的問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