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立法委員及縣市長選舉已經到了最後的衝刺階段，我在台灣前後待了十四年，距離第一次來台灣也有二十年的時間，撇開我的老外身分，在一個地方住了那麼久，一定會有一些了解和期待，這些或許就是人民真正想要的。如果我能參加台灣的立法委員選舉，經過這麼多年的「 基層經驗」，相信可以提出一些政見爭取選民的認同。
首先，我會要求政府「退出商業機制」，放手讓經濟和市場自己長大。政府要做的事可多可少，但是最基本的是法律制度、公共建設，其餘部分其實可以釋出給民間私人機構去做，讓市場機制自由運作，一定會比政府做得有效率。國外有些大型的國際機場由私人經營，如澳洲、美國、英國都有，不但蓋得漂亮，也頗受觀光客的好評。
目前公共建設的案子多由政府在管，即使以公開招標方式尋求民間廠商參加，但是從建設的規畫、執行的細節和招標的條件等，還是由公家單位制定；而且因為是公開招標，通常也只能採價格標，誰出的價錢便宜就由誰得標。萬一執行的過程中大環境發生改變，以致原先規畫的需求改變，但在現行制度下卻很難有轉圜餘地，因為契約已經綁死，動彈不得了。
此外，過去我一直認為政府不應該有所謂的產業政策，因為沒有人知道未來經濟發展的最好方向在哪裡，即使最聰明的經濟學家也辦不到，政府又怎能自以為了解經濟的動向呢？萬一錯了，不但資源放錯了地方，反而還扼殺了原本有機會興起的產業。
政府可以做的是調整稅法結構，讓台灣有培養新興產業的土壤，讓每個產業、每家企業都有相等的機會，只要有潛力、有實力的自然會起來，政府不必給予特別的幫助。
我的第二項政見是「政府減肥」。一個單位只要人一多，自然就會有事找上門，而這些事不一定是有意義的；政府員額龐大，要不多找點事情做做，不要說民意代表不會放過，恐怕連上級主管都看不下去。這些多「做」的事，卻往往增加民眾的負擔｜｜不管是行政效率或是財政稅負的負擔。精簡公務員的人數，行政機關就得增加效率，也可以減少行政作業的流程。
國外有些極端的例子，是連監獄都委由私人機構營運；美國有家上市公司的本業就是監獄的經營管理。我比較好奇的是，他們的行銷策略要怎麼訂定？如何做好顧客關係管理？做不做「售後服務」？
第三點是「加強技能訓練」。儘管我主張削減政府機關的員額，但是對這些被縮編的人一定要有所交代，加上失業人口急遽增加，政府要多鼓勵民間成立職業訓練機構，由政府補貼經費。台灣已經有很多現成的職業學校，政府可以編列預算，透過他們執行職業訓練。
產業外移是台灣無可避免的趨勢，但是真正的挑戰是讓新興產業生根。政府努力挽留沒有效益的公司，他們既繳不出稅，末了還是走上關廠裁員一途，反而增加社會的負擔。既然如此，不如早早請他們走，把準備補貼或紓困的預算拿來訓練失業人口，使勞工有適應下一波經濟環境的技術和能力。
政府可以發給接受訓練的勞工六個月的救濟金，讓他們沒有後顧之憂；因為一般景氣壞個半年就會出現反彈，同時若是救濟金領得太久，可能就會不想找工作了。另外，與其給特定產業稅負上的優惠，不如補貼他們雇用失業勞工的薪資；這些錢不會白給，因為他們有工作，也有收入，更可以藉由新的工作培養新的技能。
第四是「建立公債市場」。政府要把發行公債的時間固定下來，一方面可以創造成交量，讓券商有穩定的業績可做，另方面可以建立一個較健全發達的金融市場，降低政府日後籌集資金的成本。萬一國庫的錢太多，則可以透過債市買回舊債。
雖然我反對學日本，為了刺激經濟而盡編列一些沒有效益的預算項目，但是也不該因為經濟欠佳而跟著縮減預算規模；該花的錢絕對不能省，否則等到景氣來臨時，又會發現要做的事都沒有做。
第五為開放「控股公司掛牌」。台灣製造業嚴重外流，受到金融制度與兩岸關係的影響，控股公司也陸續外移；而伴隨控股公司移動的，還有相關的金融服務和法律諮詢商機。台灣要吸引控股公司遷回台灣，甚至一開始就讓他們不想出去，便要讓控股公司在台灣上市。
多數大陸台商以為日後可以在 B 股市場上市， 不過在大陸股市等著掛牌的本地企業名單就一大串，要輪到台商不知得等到何時；如果放寬控股公司的掛牌限制，日後台商將發現，回台灣掛牌會比在大陸排隊更快更方便。一旦台商企業回台上市，不僅外流的資金跟著回流，外資也將被迫買進這些搭上中國成長列車的企業股票。
第六項是「租稅特赦」。在海外的錢不敢回來，一大主因是怕上稅或被查稅；政府要吸引資金回流，就必須考慮租稅特赦，只問將來，不管過去，一切都從現在開始算起。既然錢不回來政府也課不到稅，不如把過去一筆勾消，至少還可以掌握到未來的稅源。
而且要稅務簡單化，面對現實。避稅或逃稅也要成本，稅制合理化，讓台灣成為低稅區域，當有錢人逃稅的成本高過應繳的稅金，自然乖乖繳稅，懶得動歪腦筋。
第七是「金融市場自由化」。在證券市場裡，政府要管理的是券商而非投資人，違約事件就讓券商自己承擔處理，也讓券商學習掌握投資人的信用狀況，甚至有權利接不接受投資人的開戶或下單。國外券商早已這麼做了，可是國內主管機關太照顧券商，擔心券商遭到違約；這種事讓券商老闆去擔心就好了，政府應該給券商更多的權利和義務。
比方 QFII 可以自由買賣香港、新加坡的股票，可是買台股卻得先申請，錢還得放在台灣動彈不得，一出去就要再申請才能進來。這樣的管理方式不管多簡單仍舊不合理，何不給券商一個額度，由業者自行找出最適客戶的分配方式。
第八是「開放外籍專業人士」來台工作。香港、新加坡等金融市場發達的地區，有許多外籍人士在交易所之類的單位工作；這並非老外比本地人厲害，而是他們有國外的相關經驗，可以為國內帶來正面的衝擊和刺激；台灣有不少金融法規學自國外，也要引進國外的執行經驗。
星港能夠進步，是因為他們較易接受國外先進的經驗。連美國都要修改移民法令，以便爭取高科技人才，因為他們發現在尖端科技領域，本國人才仍嫌不夠。如果在台灣能找到足夠的好人才，相信企業願意加碼投資，外資也會增加直接投資的比率。
第九是「法院的國際化、專業化」。外資投資本地，首先要能確定會受到合理的待遇，而法律的保障是最基本的要求。舉例而言，先不管法商馬特拉和台北市政府的官司誰是誰非，至少馬特拉打贏了，表示台灣的法院會公平對待外商，而不會有義和團情結。這方面台灣還不賴，但是還可以再加強專業領域的法官及法庭。
最後是「三通」。有人說即使三通後，台灣也不會開放太多的航線進行直航，以便管理；會先開放少數機場與大陸直通，像是台中通廈門，在評估過實際運作情形後，再慢慢增加航線。果真如此，則台灣就可以接受所謂的「一中各表」｜｜一個中國、一個台中；不過雙方都不要講破，這樣大家都開心。
以上是十二月一日「台灣女婿」谷月涵的十大政見，敬請支持，凍蒜！
(谷月涵的電子信箱： mrtaiwan@mrtaiwan.com.tw )
